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理解） 晚清的中国，正处在天翻地覆的剧变之中。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列强不断入侵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一步步沦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加之此起彼伏的农民运动，对腐败无能清朝的重创，＂天朝上国＂的神圣威严早已荡然无存。随之而来的，便是中西文化间激烈的冲突与碰撞。自觉地吸纳西学积极成果，通过涵化其思想观念和思维方法来梳理检讨传统经学，进而重构一种符合时代需求即＂民富国强、众安道泰＂的全新学术理论，就成为了晚清学者的历史使命。 作为五经之首的《周易》文本独具特色，它在卜筮话语下有着抽象而严密的符号系统和与之相关的文字系统。它本之于客观世界，是仰观俯察、模拟天地人及万物而成，故其内容广大悉备，无所不包。不仅再现了＂刚柔交错＂的天文之道和＂文明以止＂的人文之理，而且更以＂唯变所适＂、＂变通趋时＂的思想理念、＂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致思路向、＂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合理＂偏见＂及＂精义入神以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学术价值取向，展示了易学自身开放的品格、内在的解释活力和鲜明的实践性，为后世解释者提供现成的文本解释范式和无限的＂对话空间＂。基于此，重新解释易学，回应当时社会提出的问题，成为晚清思想家和易学家最为重要的选择，故当时易学转向表现得格外明显。 一、冲破旧式经学，＂以世界之眼光观其象＂ 中国经学以经典注疏为主要形式，通过训解、诠释古代典籍揭示出天人之道和圣人之意。就风格而言，传统经学又有汉学、宋学之别：前者长于文字训诂，以探求经典本义为归，类似于陆九渊所说的＂我注六经＂；后者注重义理阐发，着力表达解经者个人悟得的深层意蕴，即陆氏所谓＂六经注我＂。此两派经学各有渊源，相互攻取，几经辗转而又绵延不绝。及至清代，经学诸家针对此两种研究方法反复辩论，是为＂汉宋之争＂。具体到易学，则表现为象数派与义理派的两峰对峙。 随着欧洲军队的接连入侵和清王朝的愈发沉沦，清代的汉学和宋学都在极力谋求经学在致用层面上的落实。正是这一共同的学术趋向,促成了清代中后期的经学格局由汉宋对峙过渡为汉宋合流。但由于这一学术更新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经学既定框架内部的补偏救弊,尚未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回应时代课题、打破旧式经学的任务是由晚清思想家完成的。他们首先深入分析了汉宋经学的特质，分别指陈其优劣所在，以求在会通二者的同时得以扬长避短。 由于受经学传统的束缚及对于易学狭隘和片面的理解，其自身发展受到阻碍，无法直面当下的社会剧变，因而易学和经学与时代脱节，变成无实、无用之学。于是，晚清兴起了探讨由检讨易学、经学到检讨孔子的思潮。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加快引进西学的步伐。在此时期的思想家中，最大规模地援引西学来解释《周易》者当属杭辛斋。依他之见，汉易善训诂、重名物，却无法涵盖纷繁复杂的新内容。因此，新形势下的易学诠释，必须有意识地吸纳＂世界通用之名词＂。由此出发，杭氏广泛援引＂世界通用之名词＂，即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哲学、法学、地理、物理、化学、生物、进化论等知识来注解《周易》。 总之，中西学术碰撞交融的文化时局，造就了晚清学家的宏伟期许。如何让中国易学朝着世界化、现代化的方向迈进，是他们心头久久萦绕、挥之不去的问题意识。最终，他们以其开放的心灵、敏锐的目光和卓荦的器识，在深入省察传统易学之不足的基础上，竭力以会通西学的方法改造之。他们使易学不再拘于传统囿限，而得以成了贯通古今中西的全新的易学。尤为难得的是，他们敏锐地觉察到，中西学术的相互融合已成不可扭转之势。欲挺立中华文化之主体性，绝不可拘执墨守、因循守旧，必须积极主动地回应这一历史潮流。 二、＂尽制器之能事＂、＂师西人之所长＂ 晚清士人意识到，大清帝国面对西方军队的坚船利炮之所以如此不堪一击，正是因为千百年来的传统中学太过于偏重＂闻道＂的一面，而对＂器物＂文明多有遗落。这一反思，使得传统哲学的＂道器之辨＂再度成了当时学界的核心论题。 毋庸置疑，道器关系乃是易学和中国哲学＂一以贯之＂的问题。先秦时期，哲学家对＂道＂、＂器＂已有论及，大多未将二者作为一对概念加以论述。在哲学意义上，形而上者相对形而下者具有逻辑上的先在性，原本也顺理成章。但一旦涉及道器二者孰先孰后的问题时，大部分儒学家却都立即表现出重道轻器的理论倾向。 晚清思想家在反思战争失败、探寻富国强兵之路的过程中渐渐意识到，若要扭转清朝国运的衰势，就必须要自强。最为关键的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于是，道器关系问题在此一时期得以再度凸显。概言之，清末学者一面对王夫之等人的道器论有所继承，一面又赋予道器之辨以新的内容。在中西会通的文化格局下，晚清道器之辨的核心，实质上是精神与物质、思想与科技的关系问题。为了实现这一话语转换，学者们围绕中西、体用、本末等范畴纷纷展开论证。其中，《周易?系辞下》提出的＂观象制器＂、＂制器尚象＂等命题，一跃成为了时人讨论的焦点。 同时期的王韬，则基于《周易》的变易思想提出了＂道器皆变＂论：＂盖天道变于上，则人事不得不变于下。《易》曰：‘穷则变，变则通。’＂就西学而言，兵器、机械等＂器＂中蕴含的用兵之法、制造之理即是＂道＂。但道器不二，学习西方最终还须领悟西学之大道。总而言之，晚清有识之士对待中西学术的态度虽不尽相同、甚至针锋相对，但在提倡科技、重视制器这一点上，已然达成了共识。 较其他思想家，杭辛斋的道器之辨可谓别出机杼。他从《易》为＂明道之书也＂、＂用世之书也＂的观点出发，提出《周易》用世之功的实现当有两途：一是圣人本于易道开出政道与治道，规范人伦，化民成俗；二是通过体察《易》象制造出生产、生活和文化器具，观象制器，为民所用。进而，杭氏又在象数、义理一体圆融的易学语境下重申了道器之间合一不二的关系。 其实，《周易》道不离器、器以载道，理假象显、象中有理。唯有道器相即、象数义理一贯，方为易学研究之正途。一如其他学者早已不再沉醉于书斋里的穷经皓首，杭辛斋的道器之辨也同样涵具着现实关切。在道器被赋予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时代语境下，二者＂无偏重亦无偏废＂的结论乃是意在呼吁思想发展与器物创制的齐头并进。殊为难得的是，杭辛斋在客观认肯西方科技发达、物质文明繁盛的同时，也冷静地洞见到其物欲横流、恃强凌弱，发动侵略战争、破坏世界秩序的残暴。杭氏对于道与器或者象数与义理的论述，全面而系统，应该是对晚清易学和哲学的总结。 三、＂悟易理进化之道＂，＂力求改革＂ 晚清思想家们领悟到了，中国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真正原因绝不仅仅是器物建设的停滞不前，政治制度的千疮百孔、治国之道的根本缺陷才是核心症结所在。思想家们纷纷站在不同立场、从各个角度对社会变革或政治革命等问题进行了探索，继而掀起了一股力求变革、宣扬革命的时代风潮。 一方面，他们从传统经学中寻找社会变革的理论依据，并通过重释相关内容赋予其崭新的时代意蕴。另一方面，西学的大量引进和广泛传播也在深化着晚清学者的变革思想。在中西学术碰撞交融的文化格局下，援引西学尤其是进化论学说来解释传统经学的变革论已然成为显学。无论是革命理论的形成、还是变法细则的制定，都在透显出进化论的巨大影响。而进化论与《周易》＂变易＂思想的结合，更一度成为晚清变革进程中的重要论题。 杭辛斋也接受了西方的进化论，并以之解释《周易》。按照他的理解，进化论并非西方所独有，中国古代的《周易》即是一部讲进化之理的经典。继而，杭氏在进化论的学术视野下对《周易》进行了一番系统考察后指出，六十四卦的排列实已将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进化史囊括：＂考之吾《易》之卦象，则文王所序，固已将世界开辟以来逐渐进化之次序已列举无遗，与西人进化史所述不但大致相同，且其爻象之显著俨如图缋，有不待烦言而解者。＂ 西方进化论的根本失误在于抹煞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以为自然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同样适用于人类。既然《周易》的思想相比西方渊源更为久远、理论更加优越，则有识之士自当奋力以求。 四、晚清易学转向与现代易学形成 晚清经学的演变，同样与其所处的历史发展进程息息相关。面对清王朝的迅速败落和社会的急剧震荡，囿于解经、脱离现实的传统经学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更不可能成为救亡图存的良药。加之西学东渐的巨大冲击，旧式经学已然奄奄一息。值此内忧外患之艰难时局，冲破传统、学习西学进而融会中西，就成了当时学者的不二选择。换言之，晚清学术之变乃是历史所趋，其学术发生的变化是异常剧烈的。在治学宗旨、治学内容、治学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取得初步的研究成果，为民国年间近代学术事业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就易学而言，晚清易学家本着救亡图存的宗旨，以其宏大的学术视野和渊博的文化知识，建立了饱含现实关切的易学体系。在深入分析象数、义理两派易学各自偏失的基础上，突破了传统易学研究或偏于象数训诂、或侧重义理阐发的既定框架，并在中西学术会通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广泛吸纳西学知识，提出了＂以世界之眼光观其象＂的易象论；从象数、义理一贯和道器相即不离的角度论证了象数在易学和科技发展中的地位，力图从《周易》象数中开显出物质文明，以此扭转传统学术重道轻器的倾向，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以富国强兵；又用西方进化论学说比附《周易》，否定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帝制，宣扬变法、革命等先进思想。尤其是晚清以杭辛斋为代表的易学实为古代易学向现代易学过渡的标志性成果。既宣告了晚清易学的终结，也标志着现代新易学的开端。 总之，晚清的社会剧变，使得此时期易学的内容和方法都呈现出融会中西、兼收并蓄，融旧铸新、继往开来的崭新面貌，并由此开启了传统易学向现代易学过渡的滥觞。民国初期，中国文化正式转型，科学与民主成了时代的主题。相应地，学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科学与玄学、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与此同时，这一全新的学术文化语境形成，真正实现了易学范式的转换，易学研究方法、思路、观念、思想由原来的经学话语模式转换为具有西学内涵的话语，传统的象数义理的易学体系在西学话语下得以重建。 当下，我们面临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不可逆转的多极世界下民族、宗教、文化等诸种冲突以及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格局，重新检讨和反思晚清易学家提出的道德与利益、思想与科技、学术与现实、西学与中学、传统与现代等问题，对于我们重新建构新易学和新哲学，回应时代提出新的挑战，合理解释和化解当下中国乃至世界所遇到的诸种问题，以实现强国文化之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