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铁道游击队平汉铁路的毛猴子

　　这支曾让日本军队头疼不已的民间队伍，第一次在媒体上公开，是在抗战胜利50周年的时候，后来就消失了。
　　1996年，河南省文联的一名干部张明泽根据线索，从这年冬天开始，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寻访尚健在的破坏队员。他独自一人走遍了信阳、湖北、天津的许多小站和铁路沿线的村庄。
　　他没想到的是，在赶走日本人后的六十年里，这些满腔热血报国杀敌、又侥幸活下来的抗日战士，却因他们的抗战经历，有过一段荒谬的残酷岁月。
　　他们，曾经经历几十年的努力得到自己抗日的身份。现在，他们不去请求了。我为民族而战过，不管是哪个阵营，够了！
　　平汉铁道游击队悲情传奇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电影《铁道游击队》里的歌曲让人们荡气回肠。
　　当年在河南，在平汉铁路上，有一支远比铁道游击队规模更大、人数也更多的工人抗日组织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
　　《平汉路工人破坏队队史》中说：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是一支组织严密、有九个分队、最盛时有2000余人的队伍。从1938年到1945年的八年抗战期间，他们活跃在道清、平汉、同蒲、津浦、陇海、汴新、淮南七条铁路上，不断在‘皇军护路队’的封锁圈内炸毁日军铁路和列车，使皇军视若神经系的交通线时常中断，运输给养根本无法完成。
　　可是，他们在胜利60年来的每次纪念中，却像尘埃一样被湮没在战争的旧迹中，遗忘在历史的角落。我们揭开史实，像发现一个被巨大石块压盖的井口，每向下挪动一厘米，就有史册无名的英雄被发现，有动人的故事被开启。
　　我们找到了两个活着的人，周毓松和何惠民。其他的绝大多数，已经回归于他们保卫过的土地，成尘，成土，让后人走过。
　　1938年五一劳动节，在延安体育场由边区政府召集万人的庆祝大会，刚成立的平汉路工人破坏队代表工人参加庆祝集会。那时，刚在郑州成立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共有80人，大部分是郑州机务段的工人。他们抱着不愿做亡国奴，参战杀敌的心愿，离开心爱的火车入了伍。那时，发给每个队员的除了灰色军服、绑腿和水壶，就只有滑条器和炸药。这就是他们的武器。
　　事实上，他们当时的地位，让他们在今后的日子里吃尽了苦头他们是受国共双重领导的民间力量，而且，他们的武器和经费，大部分来自国民政府。
　　1938年，日军已开始全面侵入中原地区。当年9月，为阻止日军南下武汉，西取长安，破坏队在荥阳汜水北渡黄河，驻在武陟县附近的磨庄。
　　磨庄就在道清线的附近，破坏队的目标就是日军盘踞的道清铁路。该路新乡至清化段，被敌人据为西进南下的要冲，驻军很多，敌人自以为固若金汤。
　　破坏队趁夜在钢轨下埋好炸药，采用电气发火。机车驶至埋药地上方，就在百米外按动电钮。轰隆一响，车头炸飞路外，后面列车向前挤来，敌人惨叫声一片。列车后部的敌人莫名其妙，不敢应战，过了几分钟才明白中了中国的特种地雷，待还击时这边队员已经撤回驻地了。这次出击，共毙伤敌人120余人。
　　之后，他们又和八路军合作，炸毁了修武和狮子营之间两公里的铁路，和老百姓一起掀翻了35公里的铁路。敌人傻了眼，只好派重兵看守线路，连续抢修35天才勉强通车。
　　十几个人的破坏队，比一个团的兵力还能干。当时漯河的《警钟日报》、武汉的《大公报》都用红字刊登这个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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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班长何惠民是记者见到的年纪最轻的老人，他的家在湖北广水市萧家畈。何惠民因为当年在破坏队能吃善战，被队友起号吃不饱。
　　广水，这个隶属于湖北随州的小城，是当年平汉铁路线上重要的一站。
　　在广水老铁路区附近的村庄，我们找到了何惠民的家。村口。一座没有围墙的平房里，房子破旧不堪，能够和周围漂亮房子相比的，是门前还没有脱落颜色的对联。
　　两个月前，因为哮喘病不能下床的老人的病情有所好转，这个80岁的老人和81岁的老伴互相争吵着让谁先说话，活跃着这个贫寒家庭的气氛。
　　何惠民，16岁就当上班长的娃娃兵，是让日本人闻风丧胆的爆破能手，有着17次与阎王打照面却活下来的传奇经历。
　　何惠民家里的堂屋除了张摆满药瓶的矮饭桌和几把椅子，只剩一张坐着会塌坑的沙发。何惠民的老伴朱桂英微笑着，时而用普通话纠正丈夫的发音。当年，17岁的娃娃就这样带着娃娃太太，参加了对日战争。
　　何惠民有惊人的记忆力，这在他的圈子里是人所共知的。
　　我是1942年12月5日被俘的。
　　这天，他领着6个人炸了日本人的军车，完成任务回村时被敌人俘虏。
　　一个当官的用手枪顶着我的头，让我说破坏队在哪，我就是不说，那鬼子官‘啪’就扣了扳机，子弹没响，我还以为这家伙打空枪吓人哩，谁知他哗啦一下从枪膛里退出一颗瞎火的子弹。何惠民用枯瘦的手比划着，指着自己的太阳穴。
　　悬哪，日本人也有点怕了，是不是有神灵保佑我？不杀我了，把我带回去电刑拷问。
　　哎呀，那叫什么刑法啊，受不了，我才17岁啊。
　　我那时候真是命硬，老虎凳、辣椒水都没有把我折腾死。我得赶紧找队伍，不找不行呀，媳妇还在破坏队上。我一定找机会逃跑，黄河南边有我的媳妇在等我。
　　破坏队队员大部分都是铁路工人或农民出身，基本没有薪酬，生活上极其艰苦，军纪也很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和八路军一样，他们每天必唱的都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脱下了工装成了兵，结合自身装备薄弱、擅长爆破的特点，破坏队不搞阵地战、攻防战，而是在绵长的铁路线上采用麻雀战术，进行游击活动，依靠群众提供情报，依靠群众掩护，平时着军服，执行任务穿民装，让敌人军民难辨，无法对付。破坏队行动快、撤退快、破坏性强，又很难逮，日本人给他们起了个名毛猴子。
　　何惠民当年，就是一个很让日本人头疼的毛猴子。
　　何惠民说，自己能活到现在，看到现在有吃有喝的社会，是老天爷给的福气。
　　1943年，他和几个队友到黄河北完成任务往回赶，到郑州南王许村实在是累得不行了，8个人找了一间没人住的民房，准备睡一觉再走。
　　屋里放着一口空棺材，我想这里不错，既干净又不潮，我就躺在里面，盖上还睡了一个队友。
　　日本兵当时也找地方睡觉，正好撞到这里，抓住了其他的7个人，惟独没发现睡在棺材里的何惠民。
　　没想到日本人睡到屋里不走了，一个日本兵就躺在何惠民头顶的棺材盖上。
　　我大气不敢出，瞪着眼捱到天亮，上边那家伙又是打呼噜又是翻身，让我稍有动静就紧张一下。如果他发现了，我拼上一条命也要干一个鬼子。
　　第二天早上，鬼子吹哨集合，这家伙应了一声跑了。何惠民至今还能准确学出这个日本人名字的日语发音，到死都不会忘掉这个名字。这个日本人不知现在还活着没，跟他说当年他身子下还睡着一个值3000块大洋的‘毛猴子’，他是什么感觉？
　　何惠民幸运逃生，其他6人也伺机逃跑，只有分队长喻尚荣被押到天津塘沽港，和3000名中国俘虏一起被用兵舰运到日本。俘虏中只有他一个破坏队员，他不敢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因为日本鬼子最恨毛猴子，一旦知道格杀勿论。喻尚荣在日本歧阜县挖砂作劳工，下雪天穿着单衣，吃混合面窝头。支持他生存下去的信念就是：一定要活着看到中国人打败日本鬼子，一定要活着回到祖国。直到1946年元旦，他才被美国军舰送回国内，回到信阳老家。
　　喻尚荣已经去世。
　　抗战八年中，破坏队员先后有17人被俘或被捕，他们全部是英勇不屈、视死如归，不是被敌人严刑拷打致死，就是被刺刀乱刺而亡，或被狂犬吞噬，或枭首示众。
　　而英勇的破坏队员背后，是无法忽视的战绩。
　　打‘毛猴子’，一个打一个的不行！日军发出哀叹。
　　1941年初，深入敌伪内部活动的分队长魏啸行，事先侦查得知敌军车开到时间，乘白天日军防守疏忽时，在待王镇东400米处的四孔桥旁，掩护队员从河道上桥埋雷，炸翻敌军车一列、机车一台、炸毁桥梁一座。机车连后面装载士兵列车、运猪车均炸翻桥下，日军20余人和几十头猪全部摔死。弄得日军的死猪肉吃不完，只能在镇上便宜出售，老百姓中都传着日本死猪不值钱的笑话。
　　1942年春，中队副张玉佩、分队长罗凤华、班副胡全树、队员黄文高，由八路军团指挥员聂好礼带领一百余人掩护，在安阳十里铺附近间隔埋雷3处，串联发火，毁敌军车一列。因为铁路被炸得无法修复，日军只得另外修路。由于这次战绩辉煌，八路军曾奖给破坏队员每人边币3元，还摆了宴席给他们庆祝。
　　据河南省档案馆《军委会江北交通工作队历年战绩统计表》统计，自1938年9月至1945年7月，破坏队共炸毁机车1690余辆、铁路钢桥110多座，钢轨330多华里，毙伤日军13000余人，有效配合了中国正面战场上的抗日斗争。
　　何惠民脱口就能说出当年在队上和老伴失散是在1944年4月19日，毫不含糊。
　　那一年，19岁的朱桂英怀着他们的一对双胞胎，艰难随着队伍进发。在河南密县，日本人来了，他们被冲散。
　　飞机就在头顶上，炸弹就在腿边爆炸，看着同伴身子一下就炸成两半了，和朱桂英一路逃难的十几个人，死了9个。朱桂英挺着大肚子担惊受怕，动了胎气，在一个队副家属的照顾下，在密县村边的一个透风的破窑洞里，生下了一对不足月的龙凤双胞胎。
　　一路惊吓再加和何惠民失散，找不到任何吃的，第一次做母亲的她只能眼睁睁看着两个刚出生的孩子，在自己怀里相继断气。长的那个，活了8天。
　　有时候孩子般在老伴面前顽皮的朱桂英总会想起从前的事，看见绕膝的孙儿，梦里惦记的总是那对怀里哭闹的孩子。
　　2005年6月16日，老人从破败的屋子里望着门外青青的杂草。没有哭，没有埋怨。就是那会没事，娃儿也不一定能活下去，大人的命都是捡的。
　　1945年11月，朱桂英才见到了何惠民，这时距离他们分开已经整整一年八个月，这也是这对相伴60多年的夫妻一辈子惟一分开的518天。
　　何惠民说：人生的意义？你是蒋介石毛主席，也要死的。人活着，就是为了吃穿。当年抗日我就是为了这个。我是中国人啊，日本人把我的国家弄得没有办法生存，我能不把他赶走吗？国家稳定了我才有吃穿。当时没有别的想法，把日本人打走，我过我想过的生活。
　　我能参加破坏队，是我的幸福。60年了，别的不说，我至少还活着。平安、平静。河南省退休单位还给我社保金。我不要求什么，要不对不起地下死的兄弟们。他们有什么？我很幸福。
　　破坏队当年不仅有上千队员，还有政工队、文工团、卫生所、修械所等辅助单位，破坏队还在大别山区建立了抗战子弟学校、华强烟厂、纺纱厂、被服厂等后方基地，工人没有工资，每天只管两顿稀饭，全部收入都用来支持破坏队抗日。
　　破坏队中有夫妻战士，有像何惠民夫妇这样的随军夫妻，还有丈夫在队上、妻子在后方工厂干活的夫妇。行军路上儿女夭折，甚至在途中不得不丢掉孩子，是很多破坏队家属的真实经历。对母亲来说，这可能是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痛苦回忆。但是，战争又让他们不得不咽下眼泪，默默承受。
　　男人们拼杀在前线，女人们所作的贡献和牺牲，她们所承受的巨大苦难和痛苦，是没有战绩的丰碑。
　　周毓松
　　日军为我的战友立碑
　　2005年6月14日。信阳，京广铁路旁边的民居。
　　屋子里的地面一阵颤动，窗外传来火车的汽笛声。周毓松习惯了这样的声音和动静有60年。他的家，距离铁路不到20米。当年，这条铁路被他和战友炸得支离破碎。
　　一口京腔的老人，仔细地梳理自己的历史。
　　1920年，祖籍北京的周毓松生在河南，父亲在铁路上工作。1937年，周毓松从安阳考到郑州的扶轮中学。学才上了一年，日本人打来了，周毓松背着家人，参加了破坏队。
　　虱子，见过吗？周毓松说，1938年破坏队在焦作修武驻防，十几个人住在人家的羊圈里，打地铺，晚上伴着牲口睡觉，顺脖子一抹拉，就是一把虱子。
　　一身虱子也光荣呀！那时候可不叫虱子，叫‘抗战虫’！
　　周毓松说，埋雷、置炸药，破坏队员干的都是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危险活，稍不小心，或情况突变，都可能炸死自己。
　　刚开始，他们是采用电气发火引爆炸药的方法，因为队员需要在铁路不远处守候，容易暴露目标，十分危险。毕竟是铁路工人，熟悉机械和电工，他们发明了特种地雷启闭器，能在埋置后，不须专人看守打火，就可以自动引爆。
　　敌人多次挨炸后，为避免机车受损，就在车头前顶上两辆平车，装满石块。埋雷爆炸后，只炸平车，难毁机车。
　　铁路工人有技术，脑筋转得也快，总有办法变化多端，搞得鬼子防不胜防，晕头转向！
　　在无可奈何之际，敌人只好用电车开道，有雷就炸电车，无雷才让军车通过。
　　周毓松扬着稀疏的眉毛，坐在小板凳上，半挺着身子，大挥着手，眼神里有当年的机灵和凌厉。
　　敌人黔驴技穷，炸昏了头，就在长期挨炸的道清铁路西段，新乡到博爱靠太行山的一边，挖了深宽各丈余，延连一百几十里的护路沟，还每隔一里建座碉堡，共计一百多个作为护路点，强迫附近村民昼夜看守。
　　破坏队的连连出击搞得日本人哇哇大叫，在徐州沿街敲锣哀叫，破坏队的英雄们，你们若不再炸，我们也不扫荡！
　　让周感慨的是，他的敌人日本人为他的战友立石碑。
　　1937年12月20日，还都是刚十八九岁的一总队班长朱子贵、队员欧阳润山、副班长焦增奎、队员潘文锦四人在道清线狮子营站埋雷，被敌人发现扫射，四人中弹负伤。
　　眼看鬼子步步紧逼，班长朱子贵忍着伤痛用最后一点力气勉强站起来，扑倒在炸药箱上，引爆炸药，四人全部牺牲。
　　破坏队有个规矩，牺牲的队员都要队里亲自埋葬。周毓松和两个队友接受了这个危险的任务。
　　远远我就看见那新坟前面有个东西立在那，近了才瞧清楚，碑！谁也没想到日本人给他们立了一个碑，用整段刨光的枕木。枕木上是八个碗口大的汉字‘爆死中国烈士之墓’，每个字都工工整整，一笔一划。
　　日本人还在坟前置办糕点水酒，公开祭奠。周毓松和战友趁天黑偷偷扒墓，将尸体分四次抬回，安葬在附近的萧吕村麦地。
　　战争，拼尽了肉体，斗的就是精神。作为敌人，他们痛恨破坏队，但作为军人，他们崇敬这种为国捐躯的英勇和血性。
　　不在破坏队的时间里，周腰里的手枪从来没有对日本人开过。我在铁路上杀多少日本鬼子，那是我的事情，在村庄，我从来不打他们。
　　周的工作需要乡村的掩护。在村庄，他经常碰到日本兵，身穿便衣矮小的他，有个信念，我杀死一个日本人有什么用？他们会把几个村庄、那么多老百姓的房子烧光的！他们无法生活啊。我坚信我们会胜利，他们毕竟在我们国家打仗，没有赶不走的。
　　只有参加过战争的人，才知道战争逻辑。这个现在经常阅读、思考日本人历史的老人说。
　　抗日战争胜利的1945年，平汉路工人破坏队实现诺言，队员全部解散并复员上路，曾经浴血奋战的战士又成了开动机车的工人。周毓松则在信阳机务段当上了一名铁路工人。
　　一切，并没有按着想象的轨迹发展。
　　文化大革命中，破坏队的身份没有给他们带来荣誉，反而成为洗不掉的污点。
　　破坏队员的子女多少都受了父辈的牵连，他们几乎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失去了参军、招工的机会，大部分都像父辈一样做工或务农，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家乡。
　　当年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打仗，不就是为了子孙们有好的生活，不用再遭我们那时候的罪？至于孩子们还记不记得，我不管。只要他们过得好就行了，我们当年打日本，从来没有什么回报思想的，命都不要了，还要什么呢？
　　我太幸福了，我现在可以骑着电单车出去玩，可以钓鱼。还能得到国外的兄弟姐妹的钱，同那些早早死去的战友比，我得到的太多。85岁的老人说，我一直在想人生的意义，对不起，我真没有想明白。
　　何惠民说：抗战胜利60周年，我快死了，死得安乐。我的骨头可以埋在家乡。二战，有我一份，就行了，还图啥！何惠民用大拇指抵着自己胸膛，刀刻般皱纹的脸上露出笑容。
　　凭我是中国人，为民族打仗，我没做过亡国奴，问心无愧！周毓松是一个字一个字坚定地说出来的。
　　周养了一群鸽子，他一叫，鸽子就咕咕地来到身边。鸽子笼的门他从来不关。他们需要自由，在这里，没有人伤害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