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三十年的重量原文及读后感赏析

　　其一
　　时至岁末，要我参加的多种社会文化活动突然壅塞在一起，因此我也变得重要起来，一位朋友甚至夸张地说，他几乎能从报纸的新闻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难道真是这样了？我只感到浑身空荡荡、虚飘飘。
　　实在想不到，在接不完的电话中，生楞楞地插进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待对方报清了名字，我不由自主地握着话筒站起身来：那是我30年前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他在电话中说，30年前的春节，我曾与同班同学曹齐合作，画了一张贺年片送给他。那张贺年片已在文革初抄家时遗失，老人说：你们能不能补画一张送我，作为我晚年最珍贵的收藏？老人的声音，诚恳得有点颤抖。
　　放下电话，我立即断定，这将是我繁忙的岁末活动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我果坐在书桌前，脑海中出现了60年代初欢乐而清苦的中学生活。那时候，中学教师中很奇异地隐藏着许多出色的学者，记得初中一年级时我们自修课的督课老师竟是著名学者郑逸梅先生，现在说起来简直有一种奢侈感。到高中换了一所学校，依然学者林立。我的英语老师孙珏先生对英语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双重造诣，即便在今天的大学教师中也不多见。穆尼先生也是一位见过世面的人，至少当时我们就在旧书店里见到过他在青年时代出版的三四本著作，不知什么原因躲在中学里当个语文教师。记得就在他教我们语文时，我的作文在全市比赛中得了大奖，引得外校教师纷纷到我们班来听课。穆尼老师来劲了，课程内容越讲越深，而且专挑一些特别难的问题当场向我提问，我几乎一次也答不出来，情景十分尴尬。我在心中抱怨：穆尼老师，你明知有那么多人听课，向我提这么难的问题为什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呢？后来终于想通：这便是学者，半点机巧也不会。
　　哪怕是再稚嫩的目光，也能约略辨识学问和人格的亮度。我们当时才十四五岁吧，一直傻傻地想着感激这些老师的办法，凭孩子们的直觉，这些老师当时似乎都受着或多或少的政治牵累，日子过得很不顺心。到放寒假，终于有了主意，全班同学约定在大年初一到所有任课老师家拜年。那时的中学生是买不起贺年片的，只能凑几张白纸自己绘制，然后成群结队地一家家徒步送去。说好了，什么也不能吃老师家的，怯生生地敲开门，慌忙捧上土土的贺年片，嗫嚅他说上几句就走。老师不少，走得浑身冒汗，节日的街道上，一队匆匆的少年朝拜者。
　　我和曹齐代表全班同学绘制贺年片。曹齐当时就画得比我好，总该是他画得多一点，我负责写字。不管画什么，写什么，也超不出10多岁的中学生的水平。但是，就是那点稚拙的涂划，竟深深地镌刻在一位长者的心扉间，把30年的岁月都刻穿了。
　　今日的曹齐，已是一位知名的书画家，在一家美术出版社供职。我曾看到书法选集乃至月历上印有他的作品。画廊上也有他的画展。当他一听到穆尼老师的要求，和我一样，把手上的工作立即停止，选出一张上好宣纸，恭恭敬敬画上一幅贺岁清供，然后迅速送到我的学院。我早已磨好浓浓一砚墨，在画幅上端满满写上事情的始末，盖上印章，再送去精细裱装。现在，这卷书画已送到穆尼老师手上。
　　老师，请原谅，我们已经忘记了30年前的笔墨，失落了那番不能复制的纯净，只得用两双中年人的手，卷一卷30年的甜酸苦辣给你。
　　在你面前，为你执笔，我们头上的一切名号、头衔全都抖落了，只剩下两个赤诚的学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超拔烦嚣，感悟到某种跨越时空的人间至情。
　　凭借着这种至情，我有资格以30年前的中学生的身份对今天的青少年朋友说：记住，你们或许已在创造着某种永恒。你们每天所做的事情中，有一些立即就会后悔，有一些却有穿越几十年的重量。
　　其二
　　我在前面提到了30年前做中学生时一篇作文得奖的事，对这件远年小事还有几句话想说。
　　大概在两年前吧，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带给我一封很奇怪的信。收信人是我，而信封上写的地址却是30年前的中学和班级。老师早已退休，这天去学校领薪水，偶尔在收发室见到了这封信，他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受好奇心驱使，辛辛苦苦地打听到我家地址，亲自送来了。
　　拆开信，终于明白，这是湖北北部农村的一位初中女学生写来的，前不久他们学校发给学生一本新出版的《优秀作文选》，其中收了我30年前的那篇作文，署名前依旧印了我当时的番号，于是这位中学生搞误会了。她很大方地称我同学，而且建议每个月与她交换一篇作文，特别是交换那些老师不喜欢而自己喜欢的作文。
　　送信来的老师搞清原委后笑了一下，立即又严肃地盯着我出神，好久，他很哲理地说：其实今天的她，就是我记忆中的你；今天的你，就是当年的我。可不是，这个农村小姑娘不期然地把人生的岁月涡旋在一起，使我和我的老师都晕眩起来。她用稚嫩的笔画，把时间的沟壑干净利落地勾划掉了。
　　给她回信动了我不少脑筋。我生怕她知道真相后发窘，而我自己也愿意在一种逝去长久的无忧无虑的纯净心态中与她对话一阵，但这弄不好会变成大人对小孩的捉弄，最终还会使她伤心。犹豫再三，决定在回信中用一种非常轻松的口气与她谈话，也不提我的职业，让她觉得这种书信往来极其正常和自然，只是在言词间很不经意似地提一句，那是我很多年之前的作文。
　　看来孩子还是被惊吓了，她不知道该如何来对付这么一个大人，只能向父母亲求援。父母亲都是中学语文教师，知道我，于是事情就更麻烦了。我收到她的第二封来信的开头竟然是：尊敬的教授
　　涡旋停止了，时间的沟壑依然生楞楞地横在眼前。
　　可以想象，以后的通信变得有点艰难。她非常想从我这里知道通向文学艺术殿堂的路途该怎么走，但在语气上怎么也轻松不起来了。她压抑住了真实的自我，而变成了一个急于求成的问道者。信中的文词除了拘谨外还有一种雕饰感，一定是她父母亲帮着修改过的。
　　通信越来越少了，但我脑中却经常出现30年前的自己。送信来的老师说得对，当年的我有点像她，痴痴地钟爱着文学和艺术，但只要把这种钟爱稍稍衍伸，就碰到了一个大人的世界，于是便天天盼望着岁月快快流逝。
　　记得我那篇得奖作文是在一个夏天的黄昏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一挥而就的，好像是为了应付暑假作业吧，一写完就飞奔出去玩耍了。待到有一天惊奇万分地看到它刊登在报纸上，而且后面还印有口气堂皇的长篇评语，从审题、选材、详略取舍、辞章修养一一加以赞扬，我立即变得严肃起来了。在一个极其隆重的授奖大会上，我看到有一位风度不凡的大学教师坐在主席台上，据大会主席说，他是全上海这次作文比赛的总裁判，我暗想，我作文后的那篇评语大概也是他写的。他讲话了，音色浑厚，知识渊博，潇洒幽默，在全场一阵阵地畅笑中把文章之道讲得那样清楚，我几乎全身心地被他收服了。散会之后，我悄悄跟在他后面，他在给另外一些大人讲话，我很想再听到一点什么，再看看他走路的姿势，怎么摆手，怎么迈腿。此后，我读书写作时常常会想起这位大学教师，揣想着如果他在我眼前，会叫我怎么读、怎么写，这种揣想常常是毫无根据的，因此我变得很苦恼。总之，这位根本不认识我的大学教师既向我展示了一种高度，一种风范，也取走了我的轻松和自在，我终于因他而告别了少年心态。
　　我之所以不太愿意再给湖北的那位中学生写信，也就是怕我的片言只语使她失落很多本不应早早失落的东西。对于这样的失落，孩子本人是不会觉得什么的，但年岁越大越会感到痛切。人生就是这样，年少时，怨恨自己年少，年迈时，怨恨自己年迈，这倒常常促使中青年处于一种相对冷静的疏离状态和评判状态，思考着人生的怪异，然后一边慰抚年幼者，一边慰抚年老者。我想，中青年在人生意义上的魅力，就在于这双向疏离和双向慰抚吧。因双向疏离，他们变得洒脱和沉静；因双向慰抚，他们变得亲切和有力。但是，也正因为此，他们有时又会感到烦心和惆怅，他们还余留着告别天真岁月的伤感，又迟早会产生暮岁将至的预感。他们置身于人生涡旋的中心点，环视四周，思前想后，不能不感慨万千。
　　一年前，我与那位大学教师又有了一次遭遇。当时我正担任上海市高等学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中文学科组组长，与其他几位教授一起成天审阅着各大学申报的中文学科正副教授的材料。在已经退休而想评一个教授资格的名单中，我突然看到了他的名字。从材料看，他虽然一直在大学任教，却主要从事着中学语文教学的研究和辅导，编写过的东西很多，质量也不低，但按上海市各大学晋升正教授的标准，材料并不过硬，他没有完整的学术著作，也没有在某个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可比的地位。
　　很巧，几天后，我在一个活动场所见到了他。是他先向我作自我介绍的，他知道我前些天在评职称，但只随口提了一句，没有向我打听什么。我还能认出他来，他确实老了，体态沉重，白发斑斑。他非常诚恳地告诉我，曾读过我的哪些著作和文章。我很想告诉他，他还读过我的另一篇文章，在30年之前。但我终于忍住了，我不敢向他表白，我曾是他最虔诚的崇拜者，他曾作过一次决定我终生的指点，那年我才14岁。
　　我怕什么呢？此间复杂的心情也许只可意会。要是他并不是我走向社会的第一篇文章的评判者，而我也没有在30年后反而成了他职称的评判者，事情绝不会如此尴尬。我并不认为这种前后因缘能给我增添一点什么色彩，因为我一直坚信人生并不是一场你胜我败的角逐，而更像一场前赴后继的荒野接力赛。谁跑得慢一点，谁跑得快一点，很可能是环境和气候使然，要是我也像他一样遇到那么多风霜雨雪、陡坡泥潭，步子也许比他还慢。他指点过我，那么，他的力就接在我的脚下了，这里只有一种互溶关系，不存在超越和被超越。但是，这一切，他能理解么？如果他理解，他又能理解我能理解的么？当这些沟通尚未具备，我不能为了揭开这种30年前后的人生折叠而引起老人心头哪怕淡淡一丝的窘态。
　　你看，做一个中年人就是这样麻烦，仅仅为了一篇早年的作文，刚刚还在设法如何不使湖北那位小姑娘受窘，转眼又要把这个难题转向一位老人。多少年后，当我也成了老人，那位湖北小姑娘会不会也来这样慰抚我呢？到那时，我能不能感受到这种慰抚呢？
　　小事一桩，但细想之下，百味皆备，只能莫名地发一声长长的感叹，感叹人生的温馨和苍凉，感叹岁月的匆迫和绵长。
　　西方一位哲人说，只有饱经沧桑的老人才会领悟真正的人生哲理，同样一句话，出自老人之口比出自青年之口厚重百倍。对此，我不能全然苟同。哲理产生在两种相反力量的周旋之中，因此它更垂青于中年。世上一切真正杰出的人生哲学家都是在中年完成他们的思想体系的。到了老年，人生的磁场已偏于一极、趋于单相中年人不见得都会把两力交汇的困惑表达成哲理的外貌，但他们大多置身于哲理的磁场中。我想，我在30年前是体会不到多少人生的隐秘的，再过30年已在人生的边沿徘徊，而边沿毕竟只是边沿。因此且不说其他，就对人生的体味论之，最有重量的是现在，是中年。为此，我为短文《三十年的重量》写下这个续篇。
　　余秋雨《三十年的重量》赏析
　　看到这篇《三十年的重量》，不由得使我有了要说些话的欲望。文中说了三件事：
　　其一，余先生前几年收到一封从湖北寄给他的信。收信地址是他30年前读过书的学校，写信的是一位小姑娘。原来余先生30年前写的一篇获奖的作文，被收入到课本里了，小姑娘以为作者是她的同龄人，就想写信给他交流写作心得。为了不让小姑娘受到惊吓，余先生用非常轻松的口气回信跟她谈话，结果是她的父母被惊吓了！他收到了被她父母修饰过的她的回信，开头是尊敬的教授。往后的发展可想而知了。
　　其二，余先生30年前写这篇获奖的作文时，是一个初中生。当时还召开过隆重的颁奖大会。给他颁奖的是一个这次作文大赛的总裁判，一个风度不凡的大学教师。这个知识渊博、潇洒幽默的大学教师把文章之道讲得那样清楚，我几乎全身心地被他收服了！万没想到的是，30年后的今天，当余先生坐在高等职称评审委员会中文学科组组长的位置上，正审阅着各大学的申报职称的材料时，却意外地在材料中发现了当年那个总裁判的名字！而且后来也见过一次面，那位当年的总裁判已经白发斑斑。余先生终于忍住了，我不敢向他表白，我曾经是他最虔诚的崇拜者，他曾作过一次决定我终生的指点，那年我才14岁
　　其三，余先生前不久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苍老的声音。原来是他30年前的语文老师，因当年他的学生余先生和另一个学生曾经画过的一张贺年片，在文革中失落了，现在请求他们能不能再补画一张寄给他？（这个语文老师恰好是指导他写那篇获奖作文的老师。）
　　余先生写的由于30年前的一篇作文引发出来的这几件巧合的事，是想说明他的无奈和感慨：怕给那个湖北的小姑娘回信，是因为害怕她会因此失去很多本应不该早早失落的东西；怕在总裁判面前表白，是因为害怕老人不能接受这30年后的末本倒置而出现哪怕一丝的窘态。人生就是这样，尤其是中年人，余留着告别天真岁月的伤感，又迟早会产生暮岁将至的预感。人生并不是一场你胜我败的角逐，而更像一场前赴后继的荒野接力赛。谁跑得快一点，谁跑得慢一点，很可能是环境和气候使然。正如那位送信的退休老教师对余先生说的话那样其实今天的她，就是我记忆中的你；今天的你，就是当年的我。
　　因老师一直记得30年前学生送过的一张贺年片，余先生感慨万千，他很想对今天的青少年朋友说：你们或者已在创造着某种永恒。你们每天所做的事情中，有一些立即就会后悔，有一些却有穿越几十年的重量。
　　当我读到这里时，心情也是沉甸甸的。今年国庆节回家乡参加高中毕业30年（也是30年！）聚会，见到了几位当年教过我们的班主任和老师。其中一位体育老师，已经86岁了，我以为他老态龙钟，我当年又不是体育委员，毕业后都没有跟他联系过，他是根本不会认得出我了的，于是就开玩笑逗逗他您猜猜我是谁呀？谁知他毫不含糊地喊出我的名字！还说了一句你考上大学那年还给我写过一封信呢！天啊！我不是喜悦，而是有些心酸！我都想不起来当年为何要写信给体育老师了！我的体育成绩既不拔尖也不差，不会是那种体育老师特别欣赏和特别费神那种。可能是天秤座的人做事面面俱到不偏不倚的性格使然，或者是我天生同情弱者给弱势群体更多关爱的缘故罢！总之，我30年前做的这件事今天看来也有相当重量的了！心，也跟着重得沉甸甸的了！此时此刻很能体会到余秋雨先生的三十年的重量了！
　　是的，今天当我站在讲台上，面对着一张张渴望知识的稚嫩的脸，我就会想，今天的他们，就是当年的我！今天的我，就是他们的明天！当他们做错事，说错话时，我们不要用成熟的要求对待他们，因为我们也是过来人。他们的成长需要时间，需要很多方式去求证。也许我们的一句话，一个动作，就能造就或者改变他们的人生！这，也许就是师者的魅力和震撼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