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辈子八在武汉

　　由于打仗，学校停课了。此前二哥跟他提起过，在湖北有个熟人开煤矿，缺乏技术人员，想请他去当工程师，负责煤矿的技术工作。他觉得自己本来是学矿冶的，专业就这样荒废了也很可惜，就有些动心。既然学校的情况是这样，他就决定去湖北。
　　我们卖掉所有的东西，首先来到南京，在二哥家住了大半个月，买好火车票，是从南京到杭州，再转车到武汉。到杭州后住在二哥一个同事家里，他叫柳中池，是四川老乡，待我们很热情，陪我们去各景点游玩。我们到过苏堤、白堤。我抱着儿子，他一岁多一点，脚上穿着毛线鞋袜，不知在什么时候掉了一只。我们还到过岳王坟、灵隐寺、一线天。柳大哥还选了一个月朗星稀的好天气陪我们去湖心亭、三潭印月。12月份的杭州不冷不热，给人以深秋的感觉。皓月当空，与湖水相辉映，至今我仍可忆起当年的美妙景色。景色虽然秀美迷人，我不堪其累，因为儿子只认准我一个人抱，别人要抱他就大哭大叫。所以最后一天去雷峰塔，我就没有参加。在杭州呆了大约一星期，我们坐火车直达武汉。
　　到武汉后我们直接去建昌煤矿报到，公司设在汉口郝梦麟路。老板全家和高级职员都住在这幢房屋里。老板姓施，对我们还算客气，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比较宽敞的住房。职员和家属不用自己起火，全由老板管饭。我们比较受优待，跟老板一桌吃饭。老板一家都是江苏无锡人，施太太长得很漂亮，穿着打扮很时髦，每天都是浓妆艳抹的。据说她原来是个护士，有一个小孩，跟我儿子差不多大，由保姆袁嫂带着。袁嫂是北方人，性格直爽，我和她熟悉后关系比较好。但跟那些太太们的关系就比较生疏，因为她们每天的消遣大都是在打麻将，而我不但不会打，而且特别讨厌它。我大哥就是因为沉迷于赌博而不务正业，这也是造成我们家庭没落的一个原因。
　　每天除了带着孩子玩耍以外，其余时间仍然是看小说。我开始教儿子认简单的字，方法是用火柴棍摆在地上，摆出一、二、三、四、五、人、大、小等最简单的字，他记住了我就夸奖他。他很高兴，愿意跟我玩这种游戏。有时我也带他上街转转。
　　我不能老这么闲着。在武汉人生地不熟，难找事做，我想回重庆去工作，就写信给刘定芳，请她帮忙。她很快就回信说，工作给我找好了，房子也给我租好了，连米都给我买了，要我尽快回去。她还说，同学们听说我要回来都很高兴。老黄回来，我把定芳的信给他看了，他不同意我走，此事只得作罢。以后还有多次机会，都是由于他不同意而未能成行。
　　不过他自己在这个煤矿工作也不顺利。在煤矿掌握实权的是一位姓刘的矿长，而技术上说了算的是一个也姓刘的矿师。他什么事情都插不上手。而且这里生产非常落后，井下照明点的是油灯，非常危险。尽管他无法开展工作，还是每天下井了解情况。这里的地质情况非常复杂，很值得研究，于是他不断地作记录，了解煤层各种不同的走向。
　　那位刘矿长见他懂技术，怕他上去后老板不再看重自己，就在老板面前进谗言，说他不起什么作用。本来老板对我们十分客气，是想让他取代那位矿师；但这人又是个把头，手下有一帮子人，老板也不敢惹他，再加上刘矿长有意排挤，老板就觉得老黄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待他越来越冷淡，他很难工作下去。所以他也想离开这里。但在武汉人地生疏，很难找到工作。
　　来煤矿后我们只领过一个月的工资，20块大洋。以后就没有发过工资。据了解，老板拖欠工人几个月的工资是常事，但我们没有钱，拖不起，以前在徐州带的一点积蓄在来的路上几乎花光。现在尽管吃饭不成问题，但孩子经常害病，几乎每个月都会发一次烧，打一针盘尼西林就是一块大洋。我们手头非常拮据。而老板家里是歌舞升平，每天照样打麻将，时常吃西餐，去舞厅娱乐一番。开始时他们还邀请我参加，我从来没有这种生活习惯，也不会打麻将、跳舞，这些我都推辞了。慢慢地，我们和老板家的距离越来越远。一次袁嫂告诉我，施太太说：黄先生有什么了不起？他太太还那么大的架子。以后想起来，由于我不去迎合和讨好他们，也加深了他们对老黄的不满，使得他的处境更为困难。但我本性如此，不可能去做我不想做的事情。以后在别的地方，这种互相影响对方处境的情况还有发生，这是后话。
　　一天我抱着儿子在门口玩耍，看见一个人迎面走来，好像是初中教我的夏老师。这时他也看着我，我们几乎同时喊出：你是不是夏老师？你是不是段辉智？这真是他乡遇良师，教我如何不高兴！得知我就住在这里，他说：我住在大连路，很近，到我家坐坐。我欣然前往。他家有四口人。他母亲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他太太很贤惠，还是我们四川老乡，相见之下更是亲切。一个小女儿叫妞妞，十分可爱。他问我的现状，我一五一十地统统告诉了他。他安慰我说，不要紧，时间不长了，很快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时已是1949年3、4月的样子。他的意思是，快解放了，解放就好了。这种话只能意会，是不能言传的。我很相信他的话。以前他告诉我们，抗战一定会胜利，不是就胜利了吗？他这话也不会假的。我在他家玩了很久一阵子才回家，心情舒畅多了。
　　过了几天老黄从矿上回来看我们。在饭桌上，老板说：现在大学生摆地摊、卖香烟的多的是！他深受刺激，回到房里很生气地对我说：这里是不能呆下去了，实在不行我去踩三轮车！我把遇见夏老师的事告诉他，要他马上同我一起去夏老师家。去后他和夏老师谈得十分投机。我们对国民党的腐败弄得民不聊生、社会之黑暗痛恨不已，但对共产党也不甚了解，不过总希望那是一丝曙光吧。
　　5月武汉解放前夕，老板家有些紧张，好像是在藏一些值钱的东西到暗楼上，弄得十分神秘。我们是无所谓，只有几本旧书、几件换洗衣裳而已。听夏老师所说，解放军打进武汉倒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没有什么可怕的。很快解放军进了城。看见他们整整齐齐列队前进，我们抱着孩子在街道两旁，和广大市民一起欢迎。
　　第二天下午，老黄从老板那里回来，一进门就说他咯血了。（后来才知道，老板指责他头一天解放军进城，他不该回城来，应该守在矿上。他很生气，跟老板争吵了几句，这才发病。）我吓得要命，赶快告诉施会计，要送他上医院，同时请袁嫂把小孩送到夏老师家请他们帮忙照应。他进了武汉市第一人民医院，在利济路。刚开始他不停地咯血，打针吃药后，血才慢慢止住，尽管痰中仍然带血，已不是大口大口吐了。第二天我看他平和了一些，就准备回夏老师家，给他们讲讲情况，还得给他操办点饮食。
　　那时没有公交车，汉口从利济路到三元里才是市区，再往前就是农村了，十分荒芜，没有商店，大连路夏老师家在三元里附近。我回到夏老师家准备病人一天的饮食，再去医院守着他，来回都是坐马车，药费全部是自己出。这一切都需要钱。但我哪儿来的钱呢？工资没有发，据说职工生病不上班是没有工资的。夏老师知道我们的情况后，总是几块几块大洋给我，估计我的钱花得差不多了，就又给一点。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老黄的病慢慢好起来，住了半个多月，终于可以出院了。这期间矿里的沙宪明同志代表一些关心我们的职工来看我们，还送了点钱。而住我们楼上的老板却从未看过我们，也不过问此事。
　　病好之后他就上班去了。大约7月份，他的一个表弟周庆福身穿解放军军装来家里找我们。他说，他们有几个同志准备前往重庆工作，考虑到那里尚未解放，初去没有地方落脚，看我愿不愿意随他们一起去作为掩护；重庆解放后工作可以由我挑。我听后太高兴了。武汉解放后，招生、招工的广告很多，如湖北革大招生，我本想去报名，他总说你去学习孩子怎么办，我只有作罢。还有鞍钢也在武汉招人，也很适合于他，但考虑到拖家带口、千里迢迢，也作罢了。现在有这样好的机会我不想错过，就赶紧找他回来商量。他反复考虑后还是认为不妥：一是我们分开在两地，一个在解放区，一个在国统区，不方便；二是穿越火线，带着孩子不方便；三是解放军来找我，老板看在眼里，会不会向国民党通风报信来陷害我们。最后这一条让我觉得确实有点不妥。庆福再来找我时，我就写了一封信给父母，说我们有几个朋友来重庆，请他们好好招待。后来听我二哥说，庆福他庆福在市军管会工作，觉得我的家人可靠，对革命有帮助，曾介绍我大哥去军管会当通讯员，他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低而没有去。二哥仍回重庆汽修厂工作。庆福后来也调离了重庆。
　　大约9月，一天老板找到我说，政府派了一个代表需要安排，要我把住房腾出来，我们搬到厕所旁一个阴暗的杂物间住。我十分气愤，向夏老师讲了这事，夏老师两口子都说，他家房屋很宽，要我们搬到他家住。这样我们就住进夏老师家。由于以上种种情况，再加上我又怀了第二个孩子，身体非常虚弱。
　　十月国庆节前，湖北省工业厅接管了建昌煤矿。这段时间，老黄很少回家，非常忙。据他说接管过程比较复杂，他是职工代表之一，是站在政府这边的，接管后政府任命他为公务股长，负责全矿技术工作。过年时他在家也没呆几天。由于我的身体不好，过年不久孩子就早产了，只有7个月。那时也没钱住医院，他有个同事叫施凤鸣，太太叫高梅影，原来是个护士，跟我是好姐妹，就来帮我接生。孩子出生后很瘦小，哭声很微弱。夏老师的母亲说，生孩子怎么没听见孩子哭呢？
　　我身体不好，奶水也不多，孩子身体不见长，我很着急。高梅影帮我把孩子带到武汉最好的一个儿科医生那里，医生检查的结论是，孩子没有病，只是缺乏营养。幸好这时重庆已经解放，我写信给母亲说了我的困难情况，她给我寄了点钱来。这笔钱主要给孩子买牛奶喝。孩子慢慢长好起来。
　　不久高梅影参加了工作，在武汉市第一医院。以后我又见过她两次，她和我谈起来很高兴。由于工作积极，她已提升为护士长。以后我离开了武汉，没有机会见面，但我心中从来没有忘记她。退休以后，不知老黄从哪里打听到施凤鸣单位职工宿舍的地址，就在武圣路。我们沿路寻找，居然给找着了，在一栋楼房的七楼。我们异常惊喜。开门的果然是施凤鸣。进屋后发现只有他一人，他说高梅影走了。当时我就惊呆了。他让我们坐下，接着谈起分别后的一些情况。文革中高梅影受到冲击，精神失常，从楼上跳下，自杀身亡。听后我不觉泪流满面。她是个多好、多单纯的人啊，竟成了十年浩劫的牺牲品。我完全能够理解她，因为我的遭遇跟她是一样的。
　　大约是1950年3月，老黄回来说，矿里非常忙，没时间回家，政府号召以矿为家，就把家搬到矿上去吧。我想，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长期住在夏老师家也不是个办法，那就跟他去矿山吧。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夏老师家。
　　解放前夏老师一直在家闲着，没有工作。武汉解放后不久，他就参加了工作，听说是在房管局。他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总是喜气洋洋的，有时骑在车上还轻轻地哼着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在同夏师母闲谈中，我知道了夏老师以前的一些情况。他毕业于中国大学，是河南信阳人，家中很有钱，在读大学时受到共产党学生的影响，倾向于共产党，他家已经多年不向佃户收租，他还经常资助共产党的活动经费。
　　忘不了夏老师的恩情，我们搬走后有时还去探望他。在调离武汉时我们去跟他告别，那时他家已由大连路搬到离江汉路不远的一个比较好的里弄。夏老师身体很健康，而夏师母卧病在床。一些年后，我们出差到武汉时去找他，原来的住处已经换了人，新住户也不知道他搬到哪里去了。大约是1960年，我到江汉路百货大楼买鞋，在卖鞋的柜台见到了夏师母，她是那里的营业员。我不禁喜出望外，同她交谈起来。问起夏老师，她说他已去世了，是在1956年。当时我太感意外，以至于不敢相信。这样的好人为什么这么早就去世了呢？我又问了她和妞妞的情况，她说还好，她的姨妈在照料她们。由于她在上班，不便多谈，我就要了她的地址，打算下午去她家拜访。
　　下午我买了点礼物，向她说的里弄走去，也在江汉路附近。快要到的时候我突然犹豫起来，不知是该去还是不该去。我不知道夏师母是否又结婚了，如果是这样我应该怎样对待呢？我最敬重的是夏老师呀！去还是不去，我定不下来，在那条人行道上来回走了十多趟，最后还是没有勇气去，离开了那里。后来想起这事，觉得自己做得不对，思想太狭隘了。再要去找夏师母，她给的地址是写在鞋盒上，给家人扔了。以后多次去百货大楼都没有看见她。我真是后悔莫及，这也是我一生的遗憾，想起来十分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