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宫廷铜器制造考上

　　说起中国的铜器，人们自然会远想到三代的青铜器（亦称为彝器），近想到明代的宣德铜炉。尤其是宣德铜炉，几百年来，名声赫赫，尽人皆知，似乎它就是中国制铜工艺的最后绝响。至于清代铜器，几乎无声无息，似乎在各种工艺美术都很兴盛的清代，制铜工艺退出了历史舞台，无所作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文献和实物证明，在清代，无论宫廷还是民间均有铜器制造。尤其是宫廷，曾大量制造铜器，它与前代相比，种类不断扩大，功用不断延伸，在工艺特点上也是风格独具，是清廷众多工艺美术中重要的一支。本文主要以制作最盛的雍、乾二朝为例，依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年。它是清宫造办处各作坊的制造实录，清宫各类工艺品制造均祥记在案，铜器亦在其中。以下引用均简称清档）和《内务府奏销档》，并参考其他文献，以及流传下来的实物，分析和认识清宫铜器制造的规模、种类、特点及工艺方面的特点和成就。
　　一、清官铜器作坊的
　　设置与制造程序（一）铜器作坊的设置
　　清宫造办处属下各作坊，是根据内廷的需要，按照皇帝的旨意而建立的。数百年问它们有初建、增设、合并或消减等变化。按《钦定大清会典》记载，康熙朝设立武英殿造办处，下设十四作，其中就有铸炉处与铜鋄作（《钦定大清会典》册1，页994。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六十五年十月初版）。康熙朝官款铜器仍有遗存多件，可证明当时确有制造（故宫博物院存有康熙款铜炉6件，形制有鱼耳圈足炉、冲耳乳足炉、戟耳圈足炉、四方炉。铭文有康熙年制大清康熙年制大清康熙六十年制，是可靠的物证）（图一）。
　　雍正朝铜器作坊的设置，从清档制造记录来看，雍正元年至四年只有铜作和鋄作，当时铸造的如意、铜炉、兽形镇纸、佛像等均由铜作完成。到雍正五年铸炉作（有时也叫铸炉处、铸作或炉作）又出现，从此，铸炉作、铜作、鋄作三作并存，至乾隆二十二年造办处各作坊合并，将铜作、鋄作合并为铜鋄作，之后铸炉作与铜鋄作一直延续至清末（据不同文献记载，造办处各作坊合并在乾隆二十年或二十三年，但从清档看，铜作、鋄作合并在乾隆二十二年）。
　　同为一种材质的制造工艺却设置三个作坊，这在造办处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从清档所记皇帝给每个作坊下达的任务中，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是有明确分工的，尽管时有混淆，但侧重明显。
　　鋄作：从清档记载分析，它是一个铜器、铁器兼做的作坊，且大都做小件器物。它制造的铜器主要有镇纸、云头钉、各种器物配件等。制造的铁器有火镰、小刀、镊子等。乾隆二十二年以后，它与铜作合并为铜鋄作，从此承担原来两个作坊的任务。
　　铜作：它的任务比较多，主要制造的有暧砚、蜡台、如意、铜模子以及殿阁上悬挂的匾对等。这些器物，多是用红铜板材进行冷加工，表面錾刻纹图，其中也有少量是先铸造成形，再錾刻加工的作品。
　　铸炉处：从名称上看，似乎是专做铜炉的作坊，其实不然。实际是大凡用失蜡法或翻砂法铸造的器物，尤其是大形器，均命它来承造，是三作中任务最繁重的作坊。乾隆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皇帝曾有一道指令：铸炉处钱粮（费用）甚大，着怡亲王等即派能料理之员，明日就奏。之后怡亲王上奏拟派员外郎西宁，皇帝见奏不准，说西宁要办织造之事。之后改派员外郎溥惠和催总五十八，专司铸炉处钱粮活计等事务（清档册16，记事录，页213）。一个作坊派一名员外郎和一名催总专门管理，这在造办处也是仅见的，这不但说明皇帝对它的重视程度，更说明铸炉作任务繁重，耗费巨大。
　　清档记录说明，清宫铜器制造数量大，器物种类繁多，形制变化多样，体量大小悬殊，故而需要多种技法方能完成，因此需要细致分工，各司其职，所以三个作坊的设置不无道理。
　　制铜的技艺人员来自何方，所见记载很少，不似其他作坊那么明确。现知见于记载的先后共有五人，一是雍正四年进铜作的佛保。二是乾隆十四年进炉作的烧古匠龙呈瑞。三是此前招募的刻板匠方亦瓒（清档册17，记事录，页175）。四是乾隆五十六年前的烧古匠龙正义。五是顶补龙正义的从苏州织造拣选应役来的甘耀成（清档册52，记事录，页624625）。其中佛保是一位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关键人物。雍正四年十月五日，郎中海望奉怡亲王谕：武备院伞上人佛保，奏准着在养心殿造办处行走，烧炉试看，遵此。于十月三十日堂阿佛保做得寿山鼎炉连座一件，栢合欢寿带炉连座一件，旧铜炉连座三件。又于十二月三十日做得钵盂炉连座一件、金斑鳅耳炉连座一件、小乳炉连座一件、三元吉庆炉连座一件、平安如意炉连座一件、金斑小乳炉连座一件、文带炉连座一件、洒金斑大乳炉连座一件、黑乳炉连座一件、小乳炉一件，怡亲王呈进讫（清档册2，铜作，页400）。以上15件铜器，就是佛保刚进炉作时接受考试的作品，也应该是他自行设计、亲手制作的答卷。这些作品很令皇帝满意，旋即佛保即成为炉作的主要技术骨干。清档中明确说明，佛保是武备院伞上人。据分析，这伞上人是皇帝出行时要穿黄马褂的近随，是从旗人中选拔出来的既聪明能干，又信得过之人。至于佛保是在何时何地学会制造铜器技艺的，目前还未考证清楚，但可以肯定他在此前掌握了该项技艺，并被怡亲王或皇帝发现，才调他到炉作供职的。据清档记载，雍正四年佛保调进的是铜作，雍正五年初造办处就增设了铸炉作，并命其为主管。再者，从清档中的诸多记录分析，佛保不同于其他作坊中的所谓南匠，他初到铜作时称他为栢唐阿，后来称他为郎中。据此推断，他与督陶官唐英相似，是宫廷培养的、有一定艺术修养的技术形官员。皇帝对佛保的熟悉和了解程度，也是与众不同的。例如皇帝命做某种工艺的器物，一般都是传与相应的作坊，而雍正、乾隆帝命做铜器时，经常是不指出作坊，而直接下令佛保奉旨着佛保做等。从雍正四年到乾隆中期，佛保的名字频繁出现，由此推断，他在铸炉作供职30余年，由此还可以说清宫中铸造的铜器，大部分是他亲手设计制造或在他的指导下制造完成的。又康熙四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在两广总督赵弘灿等奏折中，有养心殿监造笔帖式佛保为西洋人事务到广随蒙传旨的记载。这个佛保与清档中的佛保是否为同一个人，尚未考证清楚（查自《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册，页643。档案出版社。1984年）。
　　（二）铜器制造的程序
　　铜器的制造程序，从清档记录可以看出，与其他各作大致相同，可分为命活和节活两种。
　　所谓命活即皇帝交派的任务（首见夏更起：《玻璃胎画珐琅考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3期，页1819）。这种命活，随传随做，做什么，做多少，做何样式，饰何种花纹，均按旨完成。因命活是皇帝御旨，一般都要先画纸样，有的还要做成立体的蜡样或木样呈给皇帝审查。皇帝对命活的要求很严格，对呈上来的画样或木样，经常会提出修改意见，然后再画再审，直至皇帝说准作，方可施工。有时皇帝会要求画很多器样呈上，以便从中做出比较和筛选。
　　还有一种命活，不是出自皇帝的旨意，而是造办处的主要官员根据宫廷的需要，也有权下令制做器物。如雍正时期的怡亲王、乾隆时期的海望，均有这种权力。
　　所谓节活，就是宫内四大节日（端午、中秋、万寿、元旦）时专为皇帝制作的礼物（首见夏更起：《玻璃胎画珐琅考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3期，页19）。节活始于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内务府大臣监管造办处事务的怡亲王允祥，在端阳节前给造办处下一项指令：嗣后中秋节、万寿节（皇帝生日）、年节下，俱预备做些活计呈进。其应做何活计，尔等酌量料理（清档册1，杂活作，页328329）。清档显示，此后它基本成为定例，一直延续到清末。由于这种节活是各作坊自行设计制造，节日时呈献给皇帝欣赏把玩的，故而在清档中并不像命活那样详记在案。因此每节各作做或不做，做多少，做何种器物，是模糊不清的，只有偶遇皇帝或造办处主管官员催做节活，才能见到记录。或是节后，皇帝看中了节日呈上来的某些器物，传命做匣、或放置某处、或传旨照样再造，才能见到它们的品名。如乾隆元年五月二日，太监毛团传旨：端阳节所进活计内铜烧古鎏金双有花插甚好，再照样大小不等烧造些（清档册7，铸炉作，页274）。类似这种记录，在雍、乾二朝时而有之，可见铜器三作与其他工艺作坊一样，也照样做节活。
　　我们可以想象，这种专为取悦皇帝而制的节活作品，应该是精心设计制造出来的，往往会出现一些新奇又别致的精品。节活里若出现皇帝看重的好作品，其设计人员及工匠也同样会获得奖赏。如乾隆二年八月十一日，皇帝看了万寿节所贡的铜器后传旨：今日所进活计内，铜烧古鎏金压纸九件，款式甚好，再做时收小些做些，将监看人员并匠役，俱着内大臣海望拟赏，钦此（清档册7，铸炉处，页826）。在故宫现藏铜器中，就有诸多较小的器物，如笔筒、葫芦瓶、磬式盒（图二）等，它们造型新颖，做工精致，但在清档中就不见命造记录，它们很有可能就是为节日而特制的作品。这种节活铜器，都做过些什么器物，做了多少件，已无法统计和知晓，但可以推想，每年四节，七十余年间，其数量也会十分可观，可能数以千计。
　　二、清宫所造铜器的种类
　　从清档中的大量记载分析，雍乾二帝对铜器制造很热心、很重视，几乎每年都下命制造各种不同的器物，以满足皇家的大量需求。从清档的记录和现存的实物来看，主要分为四大类，下面分类简要说明，并附表格体现。
　　（一）匾额对联
　　铜匾额对联虽然不能称之为器，但它在宫廷制铜工艺中是重要的一项，不但制造量较大，蕴含的内容也很丰富，反映着宫廷中的政治活动与文化思想。这些匾对按其内容与用途可分为三大类，即赏赐匾对、宫殿匾对、寺庙匾对。
　　清档显示，赏赐匾对主要集中在雍正朝，既有赏给文臣的，如张廷玉，也有赐给武将的，如年羹尧。它们既显示出雍正皇帝的文采、书法，同时也表现出帝王笼络文臣武将的政治手段，同时还能起到宣示群臣、效忠皇帝的作用。
　　宫殿、寺庙匾对在雍正朝和乾隆早期都有制作，从清档记录来看，乾隆十六年以后不再制作铜质匾对。
　　匾对主要是交铜作完成的。它是将御书做成铜字，同时还多做有九龙纹的装饰边框。其工艺是利用红铜良好的延展性能，经锤揲、錾刻、镀金而成。它的技艺难度有两点，一是所做铜字要与皇帝的书体一致，不能走样。二是匾对的边框狭窄，却要錾刻出对称、清晰的九条龙纹，这对技艺是个考验，决非一般工匠能为，必须具有高超的水平才能胜任。这种庄严又富丽的匾对，曾遍布于京城的宫殿、苑囿、庙宇、牌楼，形成了清代建筑上一大特色，可惜的是几乎无存。
　　（二）陈设品
　　陈设品是宫廷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不仅显示着帝王的身份和地位，也体现着它们的精神需求。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博雅好古，文化修养、艺术鉴赏水平非常高，不但喜爱色彩鲜艳的瓷器、富丽堂皇的珐琅器，晶莹剔透的玻璃器，对具有古韵的铜器也同样钟情。他们在位期间，曾频频下命制造。从清档记载分析，雍正、乾隆二朝制造的铜质陈设器，数量大得惊人，约占所造全部铜器的三分之二左右。其中既有室内陈设，也有庭院陈设。
　　1。室内陈设铜器
　　清档显示，雍正四年之前，除如意外，几乎未做过铜质陈设品，只是在雍正三年九月，皇帝命做珐琅炉，太监却错传给了铜作，故而铸造成了烧古铜炉两件（清档册1，铜作，页658）。这也说明，此时虽然没有炉作而只有铜作，但也有铸造技艺。而大量制造铜质陈设品出现于雍正五年，也就是佛保调进之后，亦即恢复了康熙朝已有的铸炉作。以雍正五年为例，皇帝五次下命给铸炉作，共造陈设品及供器120件，但因无具体品名，所以都有何种样式，无法详知，然而可以想象，它们的形制和装饰应该是多样的。同年内，内务府大臣兼管造办处事务的怡亲王允祥，为给皇帝寿辰恭进贺礼，还给铸炉作下命做禹贡九鼎一份九件，并声明未用官钱粮，是他自费恭进的（清档册2，铸炉作，页695）。其后雍正六至十三年问又命造了较多陈设品，如各式炉、瓶、如意等。
　　乾隆帝对铜器陈设品的制作更加关注和热心，因此审查更细致，要求更严格。经常是先下令画样多张，然后从中进行甄选制造。如乾隆四年五月八日，传旨做烧古铜瓶一件，要先画样呈览，准时再做。六月二十二看了呈上来的十张画样后，选中其中的七种，准其各造一件。它们是：汉河清海燕四喜瓶、水硠古厂口观音瓶、仿汉飞脊花尊、祥云献寿双友花插、仿汉双友花觚、仿汉双友花插、三多花插（清档册9，铸炉处，页69）。乾隆帝还十分稚好仿古，因此经常命令制作仿古铜器，有的还反复进行制作，如乾隆八年制造的博山炉就是一例，它是仿汉造型，头部为镂空的山形，底部设圆盘肜座，中部以圆形柱支撑，浑厚古朴。这种博山炉故宫至今仍藏有近十件，造型一致，只在体量上略有差别，均刻有乾隆年制铭文（图三）。
　　2。庭院陈设铜器
　　庭院陈设是指与建筑互为映衬的景观性器物，它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史，但在清代以前，种类少而且多为石质，清代皇家不但种类大增，且大量用铜制造。清档与奏销档显示，弘历御极之后，对大型铜器极为重视，频频下令制造，或为内廷，或为园囿、或为寺庙。这些作品品种多，体量大，重则数百斤甚至上万斤。铸造用时从几个月至几年，在铜器制造史上，称得上是空前绝后的盛世工程，所幸的是部分作品安设后至今仍在原处，引众人观瞻。叮惜的是相当一部分被移动、劫走或损毁，
　　内廷中依然保留并能与清档对应上的主要有太和殿月台上的铜烧古龟、鹤各一对（图四），御花园天一门前的铜烧古大鼎一件（图五），宁寿门前铜镀金狮子一对（图六），重华宫院内的铜烧古仙鹤鼎四件等（图七）。
　　园囿中依然保留的主要是颐和园东门外的烧古铜狮一对（图八），昆明湖东南岸的铜牛（《国朝通志》卷115中只简略记录其事，御制金牛铭乾隆二十年篆书昆明湖，但在清档中未查到相关制造记录。三通馆总裁嵇璜等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上海图书集成局，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图九）等。
　　在景观性铜器中，乾隆十五年至四十七年为长春园西洋楼景区所造的众多铜兽，是特殊的一类。园中的谐奇趣、海宴堂、远瀛观三组建筑，其前部均建有水法，也就是喷泉。西洋楼和水法均由服务于清廷的欧洲人郎世宁、蒋友仁设计，水法景观多由各种铜兽组成，所以铜兽均是写实性的动物。
　　前几年在拍卖行上陆续出现的铜兽首，就是海宴堂水法两侧设置的人身十二属相的铜兽头。其中的牛首、虎首、猴首前后被保利艺术博物馆购买收藏，而其他众多铜兽，下落不明。据《昔日的夏宫圆明园》中记载，水法中还有铜质的虾、鹅、羊、猫、鸭、鱼、猴、梅花鹿、猎狗、仙鹤（刘阳：《昔日的夏宫颐和园》页1416。学院出版社，2005年1（）月）等。从面世的几件兽首可以看出，它们均无我国传统的写意特点，而是形象写实的作品，由此也可窥见其他未面世动物之样貌。
　　寺庙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雍和宫大殿前的铜烧古大鼎。它与内廷天一门前的那一件，均是乾隆六年同时下命制造，造型尺寸均相同，每件都经过四年多的时间才完成。所不同的是御花园鼎的铭文为大清乾隆拾年造，与完工时间正相吻合。雍和宫内鼎的铭文为大清乾隆十二年造，而清档中明确记录于乾隆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郎中佛保将做得铜烧古大鼎一件安设在雍和宫大殿前讫（清档册10，铸炉处，页40）。铭文上的纪年比完工时间晚了一个年头。笔者分析，这是因为铭文是做模时预作的年款，但却提前完工。其实提前完工的时间也并不多，只一个多月，这对于耗时长达四五年的工程，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差，是不足为奇的。
　　此二件作品的造型很奇特，虽然档案中叫它为鼎，但它与青铜器中的鼎相去甚远。实际上是把鼎式朝冠耳炉与建筑中的六角亭相结合，再加一个底座，组成了挺拔雄伟的新器形。它挺拔气派，与富丽的宫殿相得益彰，它应该是清代的创新器型。制造该鼎虽用铜量巨大，但此后还曾依样进行过仿制，说明其深受乾隆皇帝的青睐。
　　3。铜质文房用具
　　今天我们见到的清代宫廷文县，多是玻璃、珐琅、彩瓷、玉石、象牙、彩漆等材质，其实铜质文县也一直在制造和使用。清档记载显示，雍、乾二朝铜质文具，以暧砚和压纸（即镇纸）为多。在使用毛笔书写的古代，压纸是文房必备的工县，所以使用量较大。制作最多的一次是雍正三年八月，一次下令就制作了黄铜烧古寿字压纸一百八十件（清档册1，铜作，页657）。故宫藏有传世镇纸多件，但均无款识。清档记录显示，雍、乾二朝，命造暧砚数上次，总数在百件左右。在制作中，皂帝曾明令要求刻大清乾隆年制款，要古篆字（清档册18，铜作，页44）。故宫藏有铜镀金八方暧砚、长方形暖砚若干件，均在盖内阴刻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图十、图十一）。
　　此外，炉作和铜作所作的节活也多有文具一项。如乾隆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奉怡亲王内大臣海望传各作，将小式活计做些，以备万寿（节）呈进，之后做得各式烧古鎏金压纸九件，各式烧古鎏金水盛九件（清档册9，记事录，页528529）。似这种按例制造的节活很少有记载，此次是因内大臣海望催做，才留下了记录。
　　在故宫现存文具实物中，还有乾隆款的文具多种，如铜烧古阴刻戗金山水人物图笔筒、岁寒三友图笔筒（图十二），铜鎏金錾刻海兽纹五峰笔架（图十三）、水丞等（图十四），它们造型规整，做工精细，属典型的乾隆风格。但它们却不见命造记录，也应该出自这种节活。
　　4。铜质供器
　　有清一代，宫廷的宗教活动频繁，加之祭祀天地、祖先等，因此就需要大量的各式各样的供器。从清档记录看，铜质供器制造得相当多。在此需说明的是，炉作依命所造佛像众多，对此，研究宗教的专家已有专著详细论述，故而这里只谈其他供器的制造情况。
　　清档记录中制造的供器种类较多，如七珍、八宝、海灯、靶苓（多见收拾，未见制造）、铃杵、五供、塔、人物等器，它们多被反复制造。
　　清档记载，为宫外的坛庙做铜祭器，也是常有之事。制造最多的记录是在奏销档中。乾隆十三年为文庙造铜祭器190件、为各坛庙造铜祭器登鋓簠簋爵豆尊等器共器2168件。由于数量大，宫内的炉作应付不了，改在雍和宫办造铜器处办造（奏折《奏为成造各坛庙祭器向广储司支用银两事》。责任者：总管内务府。成文时间：乾隆十三年五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此档还证明乾隆时期在雍和宫也设有铜器作坊。
　　以上所述四大类铜器，因反复制造，数量大，故而分类举例说明。然而它们还不是铜器的全部。从清档记录看，还零星做过其他铜器。每一种制造数量有多有少，同一种有大有小，在装饰上也有差别，如各式炭盆、冠架、斋戒牌、唾盂、熨斗、手炉、合符、带头、戳灯、点心模子、烘被暖球、仿古铜镜、钟、铜磬、铜版画以及赏用的各种铜刀等。此外还时而制作寸许的掌中珍玩，如小鼎、小瓶、小兽等，多纳入到百什件中收藏。它们以实用器为主，也兼有观赏器，同样反映着宫廷的生活与文化，是清宫铜器的组成部分。但由于不是主要作品，所以未纳入所列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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