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维新变法慈禧并非一开始就不支持戊戌变法

　　百年辛亥纪念在即，市场上研究清末新政的图书逐渐多了起来。在众多的图书当中，我发现两岸三地共同出版的李刚先生的《辛亥前夜：大清帝国最后十年》一书颇为特别，它以晚清帝国最后的十年（19011911）为观察时限，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晚清风云和诸多人物的活动场景。这些人，从地方督抚到中央大员，从落魄的公车举子到涉足外洋的海外学人，从视死如归的革命者到割据一方的地方实力派，从慈禧、光绪、载沣以至宣统时代的王室成员到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等一个个活跃的汉人阁僚等，不一而足。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活跃在帝国舞台上的各色人等，在作者灵动的文字和抽丝剥茧的笔锋下，一个个均神韵勃发并彰显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另一个侧面。
　　老佛爷慈禧，在后人看来莫过于帝国最为阴毒可怕、最为愚昧颟顸的女人了！女人祸国，多是人们对她与女皇武则天的评价。即便在她离世后，人们也多不改对她的负面评价，反而日益加深了对慈禧的厌恶，加重了对光绪的同情。但在作者笔下，慈禧并非一个老态龙钟的帝国执政者，而是头脑清醒，执事刚毅，颇有挽大厦将倾的气势和魄力。
　　复杂的慈禧
　　慈禧离世的1908年，乃清光绪三十四年。如果将此年份安放在整个动荡不安的晚清历史大变局之中，这并非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因为，往前八年，是整个华北地区侵扰不安的反洋教斗争与义和团运动，以及紧随其后的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再往后的三年，是起于武昌并致满清大厦倾覆的辛亥革命。但是，就是这看似并不起眼的年份，却注定在中国法制史上要写下一笔。该年的8月27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性质的纲领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诞生了！
　　《钦定宪法大纲》与其说出自垂死的满清朝廷，毋宁说来自于当朝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慈禧之手。尽管它强调了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旨意，但是它也附着了一个中国版的《权利法案》，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问题来了这个老妖婆为什么在临死之前还要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举动？是良心发现，还是人之将死，其‘举’也善，甚或是为了挽救自己日益败坏的名声和奄奄一息的晚清朝廷呢？
　　理性和愤青，是人们对待历史的两种态度。我知道，在当前的语境中，如何客观地评价慈禧，这是需要勇气的，否则就要被冠以翻案的嫌疑。研究具象的历史人物，要想剥去被后人强加上去的或神圣或卑鄙的外衣，只有将他们还原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才有讨论的前提和考察的意义。摆脱情感和道德的因素，这是评价包括慈禧在内的诸多历史人物亟待解决的问题。
　　慈禧是个复杂的人。恰如李刚所言，慈禧首先是一个嗜权如命的统治者和善于玩弄权术的宫廷贵妇。试想，在男人占主导地位的宫廷斗争中，一个皇族女人不懂政治、不甚精明意味着什么，结果可想而知。慈禧是靠辛酉政变、扳倒了顾命八大臣起家的。当政期间（18601908），虽然后期还政光绪，但是大多数时间里她还是晚清决策的核心人物。在其执政时期，面临内忧外患，她实现了君臣和衷共济，满汉一家。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历史学者很少提到慈禧，但这项近代化运动无疑得到了慈禧的首肯，因为在集权体制下，没有最高掌权者的实际支持和理解，革新措施无从谈起。可以说，没有慈禧，就没有洋务运动，当成定论。戊戌维新呢，说她是杀害戊戌六君子的刽子手，确是事实，但说慈禧从一开始就不支持变革，完全是带着有色眼镜说话。光绪下诏废八股时，就遭到了守旧派大臣刚毅的阻挠。他随即去颐和园请慈禧支持。光绪五月初二去颐和园，初五就得到批准。这是慈禧支持新政的一个典型体现。维新导致百日夭折的结果在于维新党人的急躁冒进，逼迫慈禧走向了对立面而已。
　　比康有为走得更远
　　晚清新政十年，从签订《辛丑条约》的1901年算起。一年前的1900年，慈禧纵容义和团导致京城人头滚滚，尸积如丘的惨状，确实是其一生罪不容诛的证据之一。用义和团来排外，这是慈禧的利令智昏所在。她轻信了刚毅等人的胡言乱语，也有逞灭杀洋人嚣张之气的一时之勇，但就此说她仅有妇人之见恐非事实。但随着法术不破金身等谎言的破灭，慈禧清醒了过来，义和团很快也从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民回归为妖言惑众的拳匪，成了八国联军与清军的共同敌人，身份转变之快，外界始料未及。第二年的1月7日，惊魂未定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陪同下，从保定回到了一片瓦砾的北京城。
　　慈禧在西狩之中就已经反思自己的行为了。是被打怕了，还是幡然醒悟了，史家每个人有自己的解释。总之，清朝随后推进的每一项改革，都是在慈禧的关照和默许下逐渐推进的，其中的许多措施，不仅实现了百日维新的目标，而且完全超过了当时康梁的胆识。例如：
　　1900年12月，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布《变法诏书》：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其改革内容为参酌中西要政，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并说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这对官僚大帝国的批评可谓切中肯綮。慈禧晚年的这番振作革新，往往被教科书一笔带过。
　　1901年7月，清廷明令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12月，破除满汉不通婚禁令，禁止妇女缠足。
　　1905年9月，清朝废止绵延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12月，下达考察政治谕，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
　　1906年9月，慈禧发布立宪诏书，这是其一生可能最具重大意义的决定。慈禧同意仿照日本实行君主立宪，似乎有些出人意料，但此举在慈禧看来，可使君权永固。
　　1907年8月，宣布筹备在中央设资政院，各省设谘议局。
　　1908年8月，《钦定宪法大纲》颁布。
　　可见，帝国最后十年的新政改革，内容包括教育、经济、法制、军事、政体等诸多领域，其广度与深度都远远超过此前康梁的戊戌维新只是，历史给慈禧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这个宪法大纲颁布的两个月后，光绪和74岁的慈禧相继死去。
　　新政未过保路关
　　美国的政治学者亨廷顿曾经说：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将会迅速地变成真诚的改革者，他对改革的真诚来源于他对保住权威的真诚，保住权力的真诚。经过历次战争洗礼、列强的欺凌、沸腾的民怨、革命党人的起义以及立宪派的改革驱动，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怀疑由晚清上层推动的新政改革的真诚，但问题是，改革的最终结果为什么反而换来清帝国大厦的瞬间倾塌？
　　原因有二。其一，在于中央无强力人物，政权出现真空化。慈禧突然死亡后，王朝失去了一个最能干的人物，失去了维系这个解体的国家的强手。摄政王载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有书有富贵，无事小神仙，这是载沣写过的一副对联，也是他性格的写照。其胞弟载涛这样评价他：遇争优柔寡断，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就是这个载沣，唯恐大权旁落，极力防范袁世凯坐大，将他排斥出去，政治真空由大批从日本归来的军事留学人员填补。殊不知，这些年轻人更容易接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并不能效忠帝国，甚至在成为军方高级将领之前，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已经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排满学说了。
　　其二，改革过于激进。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步伐太猛。因为受局势的刺激，无论是民间的立宪人士还是朝中的官僚，他们的立宪主张变得陡然激进起来，开始向政治改革的主持者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日俄战争后，清帝国先是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接着又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确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期，日本一个小国都花了20年的时间酝酿才出台了一部帝国宪法，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却想用九年时间过渡到宪政国家，这无疑是一个激进的改革方案。然而，排满主义的革命派已经连9年也等不及了。
　　总之，当权力出现真空之际，一个小小的保路竟然升级为政治冲突，最终酿成了民变并导致了武昌起义的爆发。激进与真空，使保路成了压断帝国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新政的失败只是告诉人们一个不改革则死，改革迟亦亡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