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从江湖到产业

　　2017年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艺术生态似乎也面临某种关键转折，北京乃至中国过去十年最为重要的当代观念艺术展示空间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更换了拥有者，一批上海背景的投资人入主这家机构。
　　中国当代艺术从1980年代出现到21世纪最初几年因为可以说是青年边缘文化、体制内边缘文化、体制外边缘文化混合的小众文化，因为长期处于主流的国有单位体制之外，也处于商业经济循环之外，因此在此期间颇有江湖习气，主要表现在：
　　地域性的结社和圈子交流：85新潮时期形成的各个地区的前卫艺术圈多数都是按照地缘、学院等关系进行组合而成，在本地文化中也属于边缘，因此他们主要是小圈子交流，以及依靠书信、书报杂志等和其他城市的边缘群体进行艺术文化方面的交流。但1980年代、1990年代的藝术组合常常因为理念不合、经济纷争等原因快速分裂，反倒是在市场经济更为普及的广东，出现了许多给予个人情趣投合成立的艺术组合或联盟运营的时间更长久一些，如艺术家郑国谷、陈再炎、孙庆麟2002年于广东阳江市所组成的艺术组织阳江组以书法作为独特的媒介去实践多元的当代艺术创作及体验，其创作涉及书法、绘画、摄影、录像、综合材料、大型装置、建筑、行为等多个领域。
　　因为缺乏多元化的商业变现路径导致的极端争奇斗艳倾向：艺术家之间的竞争并没有多元化的商业渠道和正常的交流网络，因此最初为了获取同一批文化围观者的喝彩，不得不在群体性展览、活动中秘密憋大招获取关注，如1989年2月5日中国现代艺术展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开幕时，展览开幕差不多三小时，来自杭州的肖鲁向自己的装置作品《对话》开枪，随即展览被美术馆管理方宣布关闭。重新开启之后，又有人发出匿名信，声称美术馆内有炸弹，展览再次被叫停，王德仁对避孕套的抛撒、李山洗脚、张念孵蛋、吴山专在展厅里卖虾等行为艺术也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到了1990年代、21世纪初的行为艺术中出现的血腥、自残等现象中也不无好勇斗狠的因素。
　　人际关系构成重要的纬度。1990年代各地、各个圈子的艺术家熟人彼此构成的人际关系相当稳固而又复杂，许多恩怨因此产生。从宽泛的角度来说，不同圈层的的关系网络也的确对于艺术家有重要的影响，比如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的艺术家、批评家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一些，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的艺术家、学者、批评家也是如此。在实验艺术还处于地下时期，策展人、艺术家往往需要依靠熟人关系取得主办单位的盖章支持，才可以租赁公共空间举办展览，如1990年代末艺术家宋冬、策展人冷林参与的首届当代艺术学术邀请展9697、野生1997年惊蛰始、是我九十年代艺术发展的一个侧面等当代实验艺术展览和活动都是通过当时担任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的艺术中心（后改名现代艺术中心）主任郭世锐获得主办、协办单位的背书。又如生于广州的策展人侯瀚如因为和广东艺术家交往较多，也关注这里的社会和文化发展，2002年的他把广东艺术家群体大组合成为广东快车，邀请参加自己策划的第四届韩国光州双年展，2003年在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上，侯翰如策划的紧急地带启用了广东快车的成员参展。2002年、2005年、2008年的历届广州三年展中，广东的艺术家也得到较多的表现机会，这让21世纪初的广东艺术家获得了曝光，曹斐等年轻艺术家都因此走向国际，成为年轻一代艺术家中的佼佼者。
　　在2003年以后艺术市场大发展以后，因为艺术行业规模的扩大和各种资源、人群的介入，许多新的陌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和商业合作模式大量增加，都让传统的熟人社会式的人际关系比重大为下降，每个人也经历了商业历练和启蒙，可以说在那以后中国的艺术生态终于从行业向产业开始转变。
　　21世纪初的中国当代艺术历史具有十足的戏剧性，前一刻这里的部分艺术家还在半地下的状态中凑钱租借民居地下室展览，为了分摊几千块钱的费用斤斤计较，即便那些最著名的画家的作品也不过几万元一张，但是几年以后最顶尖的艺术家的作品拍卖价格就超过了千万，他们成了时尚杂志封面报道的明星人物，那些稍有名气的艺术家的作品也突然间可以卖出几十万元一件，艺术展览开幕式变成了美酒、收藏家和时尚男女的聚会，然后在2008年下半年又遭遇了金融危机的震荡影响，此后反反复复，十年后还没有从那次巨大的冲击中完全恢复过来。
　　2017年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艺术生态似乎也面临某种关键转折，北京乃至中国过去十年最为重要的当代观念艺术展示空间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更换了拥有者，比利时人尤伦斯决然的完全离开了中国艺术领域，一批上海背景的投资人入主这家机构。同期，纽约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的大型展览世界剧场1989年后的艺术与中国开幕，人们在此对中国当代艺术和中国社会、国际环境的关系进行历史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