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伦理困境破解与信仰重塑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并于2010年跻身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空前提高。但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商品毒害、商业欺诈等现象也层出不穷，社会商业伦理与道义责任的严重缺失，使社会深陷信任危机之中，给整个社会文明的良性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埋下了深重的隐患。无可否认，在市场经济时代，作为最为重要的社会组织与市场主体之一，中国企业的经营理念与营商行为直接关乎中国社会的前途命运，关系两个百年目标中国梦的实现。企业如果丧失了基本的天理与良知、诚信与责任，漠视自然生态与生命尊严等行为不能得到及时有力有效的纠正、遏制，那么，社会的信任危机、信仰危机、信心危机将无药可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难圆。
　　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这段出自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最后一章、刻在其墓碑上的话，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更是深刻地警醒着当今处于伦理困境中的中国企业和中国社会。
　　的确，如果没有对道德定律或企业伦理的持久敬畏，就难以破解走出当前的道德困境、重塑社会的伦理信念。如果企业不能仰望星空、坚守商业伦理、担当诚信责任，或许世人唯有仰天长叹？仰天长叹太过消极且于事无补，当然不可取。正确的选择唯有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破解伦理困境、重塑企业或商业伦理一途。
　　遵守企业伦理是
　　利润持久最大化的保障
　　长期以来，许多企业老板相信无奸不商，这就根本上排斥了良知、诚信、公平、正义、同情心等企业伦理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作用。事实上，无奸不商、无商不奸，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等在市井中长期流传的所谓从商经验或赚钱窍门，不过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谬种流传。如果长远地、历史地、全面地看待企业经营，只有认真严格地遵守企业伦理或商业道德，才是利润持久最大化的保障。
　　企业伦理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义。所谓伦理，一般是指正确指导人们行为的一系列思想观念及其行为规范，它包含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想观念及其行为规范的总和。企业伦理是伦理在企业中的特定表现，是企业正确处理企业内部员工之间、企业与社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顾客、企业与政府）之间和企业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想观念及其行为规范的总和。在人类历史上，任何持续影响全社会的团体行为或专业行为都有其内在特殊的伦理的要求，因而企业作为独立法人及其特定的生产经营行为也有伦理的要求。比如，诚信的基本含义是守诺、践约、无欺，即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在当代，诚信是现代社会伦理的主要德性，是全球化时代公正、合理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心要义，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必然成为企业伦理的内在要求和中心要义。
　　企业在前往市场之前就应具备道德。亚当斯密在1759年发表的《道德情操论》中指出：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必须拥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说：自由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自由市场制度除了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
　　遵守商业道德就是遵守经济规律。马克思早就指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就是，资本主义愈发展，它就愈不能使用作为早期手段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因为这些狡猾的手腕在大市场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纯粹是为了节省时间和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11页）
　　道德基础能产生超常规效率。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效率的来源可以分为物质基础（一定的技术水平）和道德基础。效率来源于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凝聚力产生效率，团体凝聚力产生团体效率，社会凝聚力产生社会效率。效率的物质基础只产生常规的效率，而只有道德基础才能产生超常规的效率。
　　信用就是金钱。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给一个年轻人的忠告》中指出：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如果有人把钱借给我，到期之后又不取回，那么，他就是把利息给了我，或者说是把我在这段时间里可用这笔钱获得的利息给了我。假如一个人信用好，借贷得多并善于利用这些钱，那么他就会由此得来相当数目的钱。影响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琐细也得注意。如果债权人清早五点或晚上八点听到你的锤声，这会使他半年之内感到安心；反之，假如他看见你在该干活的时候玩台球，或在酒馆里，他第二天就会派人前来讨还债务，而且急于一次全部收清。行为谨慎还能表明你一直把欠人的东西记在心上；这样会使你在众人心目中成为一个认真可靠的人，这就又增加了你的信用。
　　自古以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经商是为了获利，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里的道就是规律、道德、伦理。古今中外无数的商业实践反复证明：商以载道、弘道，遵守商业伦理才是利润持久最大化的可靠保障。如今中国社会的道德缺失现象令人触目惊心，企业的道德问题更是具有组织（普遍）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伦理是商业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伦理的灵魂和核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更是道德经济，发达的市场经济必须有先进的商业伦理为之做支撑。只有企业普遍遵守商业伦理，市场经济才会有序、有活力，才会低成本、高效率，才会安全、和谐、可持续。
　　走出道德困境
　　需要树立坚定的信仰
　　人类发展史表明：有信仰的社会才能繁荣，才有整体性，才有长远性；有信仰的企业才会兴旺发展、基业长青。吉姆柯林斯在《从优秀到卓越》中强调：基业长青的核心理念是：发现高于金钱的核心价值目标（核心理念）并将它与发扬核心、促进发展的动态趋势结合起来。反思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困境或企业伦理危机，与人们的理想淡化、信仰沦丧、信念动摇密不可分。
　　IBM创始人托马斯沃森的体会是：一个企业在其生命的历程中，为了适应不断改变的世界，必须准备改变自己的一切，但决不能放弃自己的信念。而当今中国的企业家群体，虽然队伍在壮大成长，但实际上总体来讲缺乏西方普遍的企业家群体所具有的那种深层的信仰，包括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到的资本主义精神，以及以理想信念为支撑的思想根源。南怀瑾先生生前曾经尖锐指出：中国最危险的是，人们都没有正确的人生观，或没有人生观，一切都是走着瞧。这很可怕。盖洛普咨询公司副董事长方晓光曾经在比较中美企业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现在与美国相比的最大差距在于，美国的主流经营阶层有共识，他们根据资本主义的原则修行到了一定程度。但是中国的经营阶层还没有形成这样的共识，还没有起步。我们的企业家的封建遗留太多。所以，中国经营阶层的人格修养，整个修养水平将决定中国现代化能走多远。换句话说，未来中国老板阶层的人生观，将在新时代决定中国的综合实力。
　　据报道，在2010年有一项针对中国企业家的调查。在这个调查里，企业家们对信仰的追求排在第13位，在个人道德的追求上，是排在倒数第五位，企业家首先追求的仍然是经济利益最大化。应该说，这种状况近年来并没有多大改变，因而道德滑坡也日益严重。
　　据一项针对世界各国的信仰和经济发展的宏观研究成果发现：经济增长与宗教信仰的程度是成正比的。这表明宗教教化增进了诚信等伦理道德，从而对经济增长带来了正向的推动作用。其实，对于宗教信仰或理想信念对社会伦理道德和经济增长的积极意义，早在19世纪50年代，托克维尔在其享誉世界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就有过系统、深刻、精彩的论述。虽然经历了一个半世纪时间的磨砺，但今天读来，却对我们深刻理解我国宪法规定的宗教自由政策，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依然大有裨益。
　　宗教或信仰说服人们只用正当手段致富。宗教绝对无法使人放弃爱财之心，但它还是可以说服人们只用正当的手段去致富的。美国的全体神职人员他们致力于引导同时代人向善，而决不与同时代人搞对立。（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544页）应当承认，即使宗教不能使人在来世得报，那至少它对人在今世的幸福和高尚化还是极其有用的（同上，第538页）没有一个宗教不是把人的追求目标置于现世幸福之外和之上，而让人的灵魂顺势升到比感觉世界高得多的天国的。也没有一个宗教不是叫每个人要对人类承担某些义务或与他人共同承担义务，要求每个人分出一定时间去照顾他人，而不要完全自己顾自己的。（同上，第540页）
　　一个社会必须有共同信仰才能存在。教条性信仰，即人们不加论证而接受的某种信仰，是人们无法使其不存在的一个社会要是没有这样的信仰，就不能欣欣向荣；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这时虽然有人存在，但构不成社会。因此，为了使社会成立，尤其是为了使社会欣欣向荣，就必须用某种主要的思想把全体公民的精神经常集中起来，并保持其整体性。但是，除非每个公民时时从同一根源去吸取自己的观点，同意接受既有的信仰当中一定数量的信仰，否则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同上，第524页）
　　宗教或信仰可以提高、充实和扩大人们的心灵。凡是可以提高、充实和扩大心灵的东西，最能使心灵完成与心灵本身本来无关的事情。反之，凡是可以削弱和贬低心灵的东西，都足以破坏心灵处理从最小到最大的一切事情的能力。因此，必须使心灵处于强大有力的状态，并可能随时以这种状态去为肉体服务。假如有人只以追求物质财富为目的，则我们可以相信：他将逐渐丧失生产物质财富的才能，最后总有一天跟兽类一样，对物质财富既无鉴别能力又不会使物质财富的生产发展。（同上，第681682页）
　　宗教或信仰促使人们完成目标长远的事业。笃信宗教的人们能够经常完成目标长远的事业。人们可以看到，他们在追求来世的幸福时，也掌握了获得现世幸福的重要秘诀。宗教使人养成待人处事都考虑来世的一些习惯。宗教对于现世幸福的促进作用并不亚于其对来世幸福的这种作用。但是随着信仰之光的暗淡，人们的眼光逐渐短浅，最后使人觉得自己的行动目标每天都摆在眼前。（同上，第683页）
　　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危害一切公德。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人们只关心自己和爱自己胜过一切。它使每个公民同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戚和朋友疏远。利己主义可以使一切美德的幼芽枯死，而个人主义首先会使公德的源泉干涸。但是，久而久之，个人主义也会打击和破坏其他一切美德，最后沦为利己主义。（同上，第625页）
　　按照托克维尔在上述论述中的启示，重塑中国企业伦理、走出当前的道德困境，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定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无疑是强大的精神推动力量。尤其应当看到，由于苏联、东欧的演变，曾经盛行的假大空和大量官员贪腐事件对共产主义声誉的玷污，造成不少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动摇和怀疑，因而必须经过一番持续努力才能使理想信念重新深入人的精神世界。实践已经证明，中国革命的胜利，一靠理想二靠纪律。实践还将证明，两个百年中国梦的实现，仍然离不开这一远大理想指引和严格纪律的保证，离不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强大精神动力支撑。
　　针对这些年来一些所谓网络大V或所谓公知以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嘲讽、否定、批判为时髦的不良风气，笔者赞成《环球时报》的评论员文章的观点：共产主义理想没有欺骗中国。文章以历史与逻辑相一致地分析道：当年在中国跌到谷底、试尽各种出路而不成的情况下，人们受到共产主义理想的召唤。这一理想先是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建立了新中国。然后它又作为社会理想经受了考验。中国人民在西方列强面前站起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都是中国勇敢面对复杂实践的收获。因此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共产主义带给中国社会的正面精神力量事实上远大于我们对它不成熟认识导致的那些后果。共产主义是中国社会的集体信念，信念的含义就是它不会因为一时的困难和挫折动摇。而已经度过了最困难时期的中国，尤其应在基础信念上坚定不移。脚踏实地就是向理想的迈进。
　　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信仰，并不像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或一知半解的人所冷嘲热讽的那样虚无缥缈，它集中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体现于共筑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体现于一代代中国人坚持不懈的接力奋斗。
　　破解道德难题
　　需要有好的法治和官德
　　托克维尔正确地指出：但是随着信仰之光的暗淡，人们的眼光逐渐短浅，最后使人觉得自己的行动目标每天都摆在眼前。这必然会使人们逐渐滑向违反伦理道德的境地。从认识论上说，贪得无厌、贪婪、贪欲、贪腐等丧失天理良心的行为，无一不是抛开长远利益、整体利益而只追求眼前利益的结果。有人从喻义角度解析贪字为今与贝组成，意即只顾眼前利益、赚今天的钱。这种解析是符合认识论的。听一听那些贪官是怎样忏悔的吧：几乎所有贪官出事后在总结违法犯罪的思想根源时，都说是由于理想信念动摇，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偏离了人生的正确目标所致。这听起来有些像是大话，其实是实话。
　　如果信仰之光暗淡了，就需要重新点亮信仰（宗教信仰或者理想信仰）之光，使之照亮人生前进之路和企业经营之路。但对于破解商业伦理社会道德困境的重大难题而言，这还不够。走出道德困境、点亮企业经营的伦理之光，还需要有法治权威的保障，需要有官员道德或者政府道德的引领。
　　法律严明使公民会经常关心自己国家的命运。在世界上，只有爱国主义或宗教能够使全体公民持久地奔向同一目标前进。法律不能重新点燃已经熄灭的信仰，但能够使人们关心自己国家的命运。法律能够唤醒的指导人们心中模糊的爱国本能，而在把这种本能与思想激情和日常习惯结合起来时，这就会成为一种自觉的持久的感情。而且绝不能说唤醒这种本能为时已晚，因为国家不会像人们那样迅速衰落。每一代人在一个国家出生时，是作为行将掌握立法工作的新人出现的。（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105页）
　　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有各自的道德，并且，只要它能破坏这种道德而不受惩罚，它就加以破坏。（恩格斯《费尔马哈论》）事实上，只有健全严明、有力有效的法治，才会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现实因果关系及时地呈现出来，从而达到惩治失德违德行为，保护合德合规行为的目的，使优胜劣汰、善胜恶汰的机制顺畅地发挥作用。如：美国公民的社会安全号码，设置了精密的报应机制，奖励守德者、惩罚失德者，有效地提高了公德水平；2002年，美国通过的《萨班斯法案》规定，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对财务报告进行虚假陈述的，将会受到刑事处罚，以此促使公司培养行为道德，成为公司的良心；其公正高效的司法体系，是精密报应机制的保障。又如：发达国家实行的个人诚信征信体系、我国正在试行治理老赖的黑名单制度，都比较好地发挥惩恶扬善、扶正祛邪的作用。
　　官员腐败会极大地打击民众的道德。如果说贵族政体的主政者偶尔试图学坏，那么民主政体的首长则自动变坏。在前一种情况下，学坏的官员使人民的道德受到直接打击；在后一种情况下，变坏的官员对人民的思想意识发生的影响必将更为可怕。值得害怕的倒不是大人物的缺德，而是缺德使人成了大人物（《论美国的民主》第251252页）。这也正是我国较长时间存在的官员越腐败越升迁现象的可怕之处，如果官场中买官卖官风气不从根本上转变，越腐败越升迁，就会把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对老百姓好的影响彻底给毁掉，把中国的前程彻底毁掉，把老百姓的希望彻底毁掉，从而亡党亡国。
　　政府官员要坚持并教人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人的行动目标。在由于不幸的巧合而使不信教的思想和民主制度同时风行于一个国家的时候，哲学家和执政者的大事，就是应当不断教人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人的行动目标不管在什么时代，领导国家的人都应当高瞻远瞩；而在民主和怀疑盛行的时代，尤其应当如此。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这样做了以后，不仅会使国运昌盛，而且又会通过自身的实例使人们学会处理私事的方法。最为重要的是，执政者必须尽一切力量在为政当中排除没有长远打算的侥幸心理要以实际行动来教导公民，使他们知道财富、名誉和权力是要以劳动为代价的，明白只有定出长远的追求目标才能获得巨大的成就，而凡是经过艰苦努力获得的东西没有不是持久的。（《论美国的民主》第684685页）
　　印度伟人圣雄甘地说过，有七件事情可以毁灭人类，即没有严格的政治、没有牺牲的崇拜、没有人性的科学、没有道德的商业、没有是非的知识、没有良知的快乐和没有劳动的富裕。不可否认，毁灭人类的这七件事都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当今中国社会，或者从盛世危言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的国家其实潜伏着这些毁灭的种子。为了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中国梦，就要坚决地消除这些可以导致国家毁灭的种子，或者使之失去发芽生长的土壤与环境。可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理念等，既是铲除七大毁灭种子发芽生长的土壤的战略布局，也是破解企业伦理难题、走出社会道德困境、重塑社会信心信仰的战略布局和根本路径。
　　企业伦理困境破解与信仰重塑，既是一个社会的宏大课题，也是每个企业的必答课题，需要每个企业做出自己的努力。在当今道德伦理危机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为企业家目前缺的并不是钱，而是道德伦理重建的担当与责任。正如联想控股柳传志先生所说：有两件事我们是能够做，也应该做的。一个是我们应大声疾呼弘扬商业正气，要把它喊出来，因为毕竟我们做企业的，后面有千千万万的员工，我们的产品、服务联系着整个社会。第二，更重要、更更重要的是以身作则，做比说要重要得多，我们得做出来。我在这儿保证，我的企业和我本人保证做到：一定重信誉、重承诺！不只是说，我自己一直确实是这么做的，我把名声看得比金钱重要得多。对内对外，我承诺的话努力做到，基本都做到了，定的规则一定自己严格遵守。
　　作为社会成员的商者和社会活动的商业行为，责无旁贷地承载着社会与人类的道义、责任、使命与良心，重塑企业伦理、复兴商业社会之人文精神，是中国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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