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复苏的路下步如何走

　　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必须以近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消费增长速度来弥补。这是中国经济今后几年保持较快增长的内在逻辑。
　　人们刚刚看到世界经济复苏的曙光，虽然仍在为美国金融机构推迟大量衍生金融合约兑现而担心，但还是庆幸经济总体上已触底反弹。迪拜危机的冲击波却不期而至，使人们对金融危机尚存余悸的心再一次提了起来。迪拜事件是个体事件还是并非独立事件？是否会引发金融危机第二波来袭？这些其实在预料之中，都可拭目以待。处在危机尚未结束，时间上将要跨入新一年的当口，最关键的还是要选择好中国经济复苏路径的下一步。
　　为此，有必要对即将结束的2009年的复苏途径及效果认真进行总结和评估。2008年月10月1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工业增加值和企业利润以及财政收入从第三季度之后开始出现迅速的下滑。这次会议提出：尽快出台有针对性的财税、信贷、外贸等政策措施。半个多月之后的11月5日，4万亿的刺激计划应声出台。一年之后，当初应对金融危机的全盘政策蓝图清晰可见：把全力遏制经济下滑作为首要目标，以内需、外需和就业为政策服务核心内容，以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内需方面，中央财政两年内投入1。18万亿元用于中央投资，并以此带动社会投资共计形成4万亿固定资产投资；为了刺激消费，先后出台了家电下乡、以旧换新以及降低商品房交易的税费、利率和首付等多项政策。同时还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并将3G等多个领域的改革提前出台，启动了第三代移动通讯牌照的发放工作。为了刺激企业投资，增值税转型改革也迅速完成，企业设备投资可以纳入抵扣范围，此外还出台了一系列的税费减免措施。据财政部估算，上述措施将总计减轻企业负担超过5000亿元。外需方面，多次提高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装备制造的出口退税率，并为出口企业提供融资救助，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也进行了一定的变通。面对这些内需措施的资金配套难题，2009年的中央财政预算中安排了规模史无前例的9500亿元的财政赤字，财政部首次代理地方发行了2000亿元地方债，并且降低了部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今年前三个季度经济运行数据公布之后，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经济复苏的趋势快速向好无可争议，完成GDP8的增长预期目标已不存在问题。
　　在4万亿内需刺激政策问世之初，不少学者就指出需要注意其可能带来的包括结构恶化和产能过剩的副作用。现实是已经失衡的投资和消费比例更失衡。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推高了投资率，随着4万亿投资落实，中国的投资率已大幅攀升到33～40，这已是改革开放以来继1993年投资高峰后的第二个高峰。在投资率突飞猛进的同时，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1952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69，到2004年已缩减至35。消费之所以下降，根源在于居民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而4万亿投资大部分投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领域，这将进一步加剧中国产业结构重型化和资本密集化。第三季度的统计数据显示，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提高95，即7。7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速中7。3个点是由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今年第三季度降到了35以下，由于外贸同比增长3。6个百分点，拉低了经济增速。主要靠投资增长拉动GDP增长的同时，严重的问题也已经开始暴露：一是产能过剩的问题异常突出（六大行业产能过剩），重复建设依然不止；二是为配合大规模投资，尽管在美国零利率、美元泛滥的环境下，国内货币政策仍不敢趋紧，货币供应超多，市场上已产生了对物价上升与资产泡沫的一片担忧；三是过大的财政赤字积累也令人担心。可以断言，3月份以来以GDP为代表的指标一路走高，这主要是由国有和国有控股公司投资带来的，民间投资和港澳台投资距离期望值还很远。所以现在的反弹只是政策性反弹，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复苏。市场复苏是不可逆的，暂时性反弹是可逆的。有人说现在谈通胀太早了一点，美国人都没有谈。但是在应对危机的时候，美国没有采取大规模的货币投放，美国最高的时候M2增长只有5～8左右，英国和日本都在5左右，而中国是28，所以如果有通胀，首先会在中国出现，或者是新兴市场国家出现。关注通胀绝不是没有必要。从中长期看，今后几年世界经济即使复苏，能否再恢复到2003～2007年的高速增长，随之能否出现世界贸易的高增长，都要打个问号。那么，中国连续几年积累的高投资后所需的最终需求消费在哪里呢？这必然会引起人们对今后几年可能出现的投资效率和银行资产质量问题的担心。
　　如果中国能在积极刺激投资的同时，下更大的力量去刺激消费，共同消化国内巨大的产能，也许经济总量能在相抵出口减少的背景下，以更快的消费增长率与较高的投资率之间的平衡，来维持总体经济继续保持8～9的平稳增长。换言之，美国发生危机了，世界贸易下降了，出口缺了一大块，同时靠扩大投资的作用又是有限的，因此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必须以近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消费增长速度来弥补。这是中国经济今后几年保持较快增长的内在逻辑。就此意义上讲，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结构问题是提速消费。保消费，就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提高居民消费水平，这确实是一个长期在讨论并寻求解决、而又难以快速解决的大问题。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重长期下降的趋势，是导致居民消费不足的核心原因。而导致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例不断下降的原因，是居民在收入分配体系中处于弱势状态，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弱势地位在再分配中也没有得到纠正。依据资金流量表的实物表，1992～2005年期间，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重由69。33降至59。41，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而企业可支配总收入占比则上升8个多百分点，政府可支配总收入占比也上升了1个多百分点。这种此消彼长的趋势显然会抑制居民消费能力。除了劳动报酬净额之外，居民财产收入占国民初次分配收入比重也呈下降趋势，14年中下降了2个百分点，且主要是利息收入，红利收入很少（如2005年只占12。7），使居民难以分享经济增长给企业带来的利润增长。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在再分配中得到校正。19922005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比重也不断下降，甚至在其中的5年（1994年、1995年、2002年、2003年、2005年），再分配之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反而低于在初次分配中的居民收入比重，企业部门的收入比重也有所下降，而政府部门的收入比重，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都呈上升趋势。可以发现，在上述14年中，政府再分配收入在任何一年都高于再分配支出，其中有的年份高达一倍以上。这说明，政府并没有发挥利用再分配功能调节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作用。相反，政府在再分配中筹集的收入，有近一半都用于与社会福利开支无关的地方。这种做法对于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是相当大的。从居民储蓄率偏高这一方面去找消费率偏低的原因，如亚洲文化因素、社会保障不健全等自然原因外，必须要研究的是，是什么推动了中国总储蓄率从1996年的36上升到2007年的51？这其实不是居民部门（11年中居民储蓄由19提高到22，仅提高了3个百分点，低于同期印度的24），而是政府和企业部门（两部门11年中储蓄率由17提高到29，提高了12个百分点，对储蓄总量的贡献率高达80）。要提高居民消费率，就必须提高居民储蓄向消费的转化。缩减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从而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使居民在相对更高的收入水平基础上提高消费率。通过改变投资的内部分配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以进一步开发与挖掘新的消费潜力。
　　扩大国内消费，既是一个眼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战略性问题。既是解决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与稳定的路径，同时又是解决国内与国际间稳定发展的路径。作为一项具体工作，比起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当今中国更需要一个政策明晰、内容充实、有时限要求的以消费为主导的结构调整规划，以指导中国进一步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尽可能防范把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寄托于世界经济不稳定周期上的风险，真正确保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作者
　　张嗣兴：本刊特约专栏作家，原国网北京电力建设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华北电力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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