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杂文随笔集后记原文及赏析

　　开始写文章向报刊去投稿，记得大概是我16岁那一年。中学生写的作文，被录用的机会当然是很少的。有一次一篇短文被上海《时报》的副刊录用了，得到的稿酬是有正书局书券二角，就是凭这张券，可以到有正书局去买两毛钱的书。五四运动之后，我参加了《浙江新潮》社，除在这个刊物上写过一些文章之外，还写了一些杂文、随感投到北京的《新青年》、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和《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但是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只有《新青年》作为读者来信登出了一篇，好像还在《觉悟》上发表过几篇，可是连题目也记不起了。
　　1920年到日本，先是为了考官费，后来是功课忙，有一段时间没有动笔，后来读了郁达夫、陶晶孙的短篇，忽动写小说之念，一口气写了五篇，陆续寄给上海创造社办的刊物，结果是有的批上不用两个字，有的连这两个字也没有，一篇篇地全退回来了。这件事打消了我写小说的念头。此后十二三年中一直从事翻译，一以练笔，二以糊口。1930年加入了左联，左联机关刊物要我写文章，也只写了一些《欧洲文艺动态》、《高尔基新作简介》之类的东西，在一二八抗战时期写过一两篇类似报告文学的速写。1932年到明星影片公司，50年代出的《中国电影发展史》里说我写过几个电影剧本。其实，这些所谓剧本，都是电影公司老板和导演提出一个故事，在编辑会议上讨论，然后写成梗概，再由这部影片的导演和我商量，替他出点点子，增改一些情节，然后由我给他们写出一个类似电影文学剧本的草稿。因此，那些影片里面虽然有我的想法、设计，乃至台词等等在内，但实质上说，这些都不能算是我的创作。我专心地写杂文、随笔，是在1933年，搞影评运动的时候开始的，但写的数量也不多。
　　1935年，一连串的党组织遭到破坏的事件，迫使我在一家小公寓里隐蔽了半年多。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是名副其实地足不出户，也不能和外面通消息，于是，只能看些旧书、笔记作为消遣。日子久了，忽然又发生了利用这个机会写点东西的念头。我在这个时期内写了两个多幕剧和初步整理了《包身工》的材料。1935年到1936年，是一个时局变化最激烈的时期，当我重新和文艺界接触的时候，主要的工作已经不是文艺运动，而是救亡运动了。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用各种化名在许多报刊上写鼓吹团结抗战的文章。这些都只能说是政论，或者时评，数目虽然相当多，但没有一篇是自己觉得满意的。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了，我奉命办《救亡日报》，从此当了12年的新闻记者。这段时期也写过几个剧本，但多半是在办报和统战工作的业余时间搞的自留地。在这12年内，按写的东西的种类来排，最多的是社论、每周时事述评，这一类文章占了我毕生写作的最大部分；其次是偶有所感而写的杂文、散文、随笔；再其次才是话剧（这一段时间没有写过电影剧本）。在桂林办《救亡日报》时期，我每天写一篇1000字左右的社论（除因病有几次由廖沫沙同志代笔外），有时还得写一些新闻报道和补白。最近粗粗估计了一下，在这12年中，我大概写过四五百万字，就形式说，除诗之外，什么东西都写，但说实话，什么也没有写好。文章写多了，常常自己也觉得腻，但回头看一看，自己觉得可安慰的一是在吃大锅饭和不拿稿费的情况下，一直没有偷懒；二是写下来的东西里也有一些在当时或事后还可以使敌人受到一点伤害。我平生最怕被人叫做什么什么家，只想做一个诚实的新闻记者，写这些文字根本就没有保留的意思，印在报上或杂志上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很快地忘掉了。在抗日战争中和抗战胜利后，几位好心的朋友曾给我编印了5本杂文、随笔集子，这就是：《此时此地集》、《长途》、《边鼓集》、《劫余随笔》、《蜗楼随笔》。解放以后，我担任了行政工作，写作的时间就少了。但每天写一点东西的习惯一旦养成了之后，要戒掉也是很困难的。因此，《新民晚报》在上海复刊的时候，我还应赵超构同志之约，化名给他每天写几百字的短文，大约持续了半年以上。此后，就是写应景文章和在文艺界集会上讲话的文稿。尽管这样，我在这一时期写的杂文也引起过两次不小的波澜。一次是1956年写的《废名论存疑》，另一次是1962年写的《从点戏谈起》，这些事现在想来都很滑稽。但是，就拿《从点戏谈起》这篇不满1000字的文章来说吧，当时就有人说，这是讽刺某某人，批评某某人，或者是某某人授意写的。从这件事看，我以为某些神经衰弱的人拿起镜子来照一照自己，可能都会有一点阿Q的影子吧。
　　这次应三联书店之约，重新编印了一部我的杂文随笔选。这本书是我所写的杂文随笔之类的文章的选集，包括前面说过的5本小册子和解放后出版的《杂文与政论》的大部分作品。从时间上说，这里收集的是抗战前后直到现在的文章。时过境迁，有些文章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还有不少是过年过节应报刊编者要求而写的应景文章，这些东西都删去了。大凡我自己还有一点印象的文章，都收进去了。这样编集，内容必然很杂，除了战争时期的随笔、杂感之外，数量较多的是我自己写的剧本的序文、后记和有关戏剧运动的文章。由于整个集子大体上是按照几本小册子的出版顺序和文章发表的年代编排的，所以体例上显得不很统一，特别显眼的是《长途》、《走险记》、《广州在轰炸中》这些介于新闻报道和速写之间的文章，很难排在适当的地位。其中也有一些遵命文学，《论〈十五贯〉的改编》就是周恩来同志看了《十五贯》之后指定要我在两天之内赶写出来供座谈会讨论的。在这种情况下写的文章，当然在行家看来是浅陋的。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除明显的误植和为了欺蒙审查官而有意用的曲笔之外，我都没有改动。时间差不多过了半个世纪，世界起了很大的变化，自己在颠沛中也获得了一些长进，但墨写的字是刀也砍不掉的。我以为还是一仍其旧为好。这样做也另有一层意思，就是留下这些记录，让现在的读者知道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这些人在蒋管区的遭遇。
　　从抗战开始，我一天不写东西的日子几乎是没有的，但这里有个很大的例外，那就是从1964年到1978年5月之间的15年，我完全搁了笔，理由就不必在这里细说了。
　　由于我年来视力衰退，此书的收集、编排、校勘等工作，得到了范用、魏绍昌、常君实、黄会林等同志的帮助，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老战友廖沫沙同志，带病给我写了那篇认真的但也使我感到惭愧的序言。
　　1979年12月17日
　　（《夏衍杂文随笔集》，三联书店，1980年出版。）
　　赏析时间的流逝、空间的阻碍未能中断夏衍对往昔岁月的清晰记忆。16岁时，他的一篇短文被上海的《时报》副刊录用了，得到的微薄稿酬又换来了两毛钱的书；英姿飒爽的五四小伙子意气风发地给《新青年》、《学灯》、《觉悟》接连投稿，可只有《新青年》作为‘读者来信’登出了一篇；读了郁达夫的小说，忽动了写小说之念，一口气写了5篇，结果是全军覆没，从此打消了写小说的念头；到明星影片公司后，所写的剧本主要是由公司老板和导演提供一个故事，再由他出点点子，增改一些情节，但是，这些都不是我的‘创作’。这里，作者有自谦，也有绝不因时过事移而自诩自吹自我粉饰的真诚与坦荡，更多的是对自己创作起点的甜蜜回味。他将那种孟浪少年对于文学的朦胧向往，生活拮据时代对艺术的痴情留恋，自然而又朴实地徐徐道来。
　　而立之年的夏衍也无怨无悔。从这个时候开始，夏衍开始用化名在许多报刊写鼓吹团结抗战的文章，他写了为数不少的政论与时评，也开始从事报告文学的创作，这些包括《包身工》在内的作品的成功推出，为夏衍赢得了声誉。更为难得的是，从1937年奉命办《救亡日报》，在12年内，他大概写了四五百万的杂文与随笔，这类文章占了他毕生写作的绝大部分。
　　但是，他感到安慰的，一是在吃大锅饭和不拿稿费的情况下，一直没有偷懒；二是写下来的东西里也有一些在当时或事后还可以使敌人受到一点伤害。相反，他对自己在1956年所写的两篇文章引起的风波与争执作了详细的介绍，《后记》叙述到：这些事现在想来都有些滑稽，就拿《从点戏谈起》这篇不满1000字的文章来说吧，当时就有人说，这是讽刺某某人，批评某某人，或者是某某人授意写的。从这件事看，我以为某些神经衰弱的人拿起镜子来照一照自己，可能都会有一点阿Q的影子吧。这不是夏衍睚眦必报，借写后记倾泄以往的个人恩怨，而是内隐深刻的历史悲哀与内心隐痛。视写作为其生命的夏衍，到了知天命之年，一写就会被戴帽子，打棍子。这种伤害对夏衍是极为深重的。与此相比，任何作品的得失倒近于无关紧要，以至于在他的记忆中消散或隐没了。
　　就这样，夏衍在表面上似乎只是将从文以来的经历琐细地一一写来，但是其材料选择却是详实有别，疏密相间的。文章虽无跌宕之兴，却有起伏之义。平实的叙述自然形成两种对比明显的画面：一幅是充满了生机与乐趣的写作之乐；另一幅是充斥着枯燥、压抑气息的不能写作之痛。两相对照，不仅给人以鲜明的印象，而且睿智巧妙地显露了文章的锋芒。
　　接下来，作者对收入《夏衍杂文随笔集》的文章及其体例编排作了简要介绍。在谦虚的自我评价中，再一次提及他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之中，从来没有放弃以笔做武器的斗争生涯。一方面，作者想让现在的读者知道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在蒋管区的遭遇，知晓他们虽然没有生活在解放区，却也为了民族的解放尽了全力的事实。另一方面，也同样是通过虚实手法进行材料剪裁，以两种时空、两种生活、两种心境、两种氛围的对比来传达他遗恨终生的晚年岁月。当读者读到从抗战开始，我一天不写东西的日子几乎是没有的，但这里有个很大的例外，那就是从1964年到1978年5月之间的15年，我完全地搁了笔，理由就不必在这里细说了时，没有人不为夏衍这位民族斗士在血雨腥风的日子时笔耕不辍，却不得不在1964年后长达15年时间被迫辍笔的痛苦有切肤之感，所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夏衍正是以不写之写的手法，以静写动、以显写隐，深刻地描述出一己之恨、一个时代之怒。文章无一怒词而字挟风霜，无一贬语而声成金石，充分展示了他随笔写作中独特的曲笔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