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博物馆藏汉代铜提桶考略

　　近年来，南山博物馆征集到社会上流散的10件汉代铜提桶，经追寻其出处，得知皆为西江流域随同打捞河沙出水，由于长期淹埋河沙底，避免了南方酸性泥土的侵蚀，故保存品相和包浆良好。
　　铜提桶的共同特征为圆桶形，一般器身上口稍大，腰腹以下微收缩，矮圈足，子母口，拱形盖。器腹上部有两个对称可系绳索的附耳，耳的造型似匍伏的青蛙。因形状像现代担水用的木桶，故名为铜桶，有的学者因其有对称的提耳，又名之为提桶，附耳铜桶，或写作提笛、提桶。
　　铜提桶的装饰花纹，一般是器身外表从上到下有三组几何形纹晕带，每组由若干晕圈组成，常见的几何纹有平行垂直的栉纹、复线菱形纹、圆圈纹、切线圆圈纹、勾连雷纹、锯齿纹、螺旋纹等。个别铜桶用写实图像作主晕，出现羽人船纹等，整个装饰风格与同时期的铜鼓十分相似。制作工艺是用二分式合范铸法，器耳先铸，然后与器体合铸在一起，器体为两块范合铸，用活芯垫法控制器壁厚度，从内外壁能看到合芯垫痕迹，合范线从上到下贯穿全器。底部另铸，再铸接到器身近底处，做成圈足。
　　本文介绍三件具有明显特征的铜提桶：
　　铭文铜提桶（图一至图三），器物口沿一侧下方錾刻有铭文：甲三百九。高19。5、口径1817。5、底径18。318厘米。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著名百越民俗文化研究专家蒋廷瑜先生认为，该件铭文铜提桶，形制与广州西汉早中期墓出土的铜桶近似，铭文甲三百九，除百字用篆书结构，其他三字用隶体，这种用字习惯，多见于西汉初年，因此可以说，此铜桶是西汉初至文、景时南越国兴盛时铸造，为当时贵族官吏用器。中山大学古文字学家张振林教授有《南越铜桶铭文考释》专文，考证该铜提桶是容量二斗的量器。三百九之数与其自身的重量、容量间没有直接联系，与量酒、量粮食等也找不到数量联系。依据战国时期青铜器铭就有造戈五百曹（造）戈三百作用戈三万等，认为甲三百九是记作坊产出的甲类产品的309件。
　　羽人竞渡纹铜提桶（图四至图六），通高27、口径22。6、足径18。5厘米。器物子母口，隆盖，附叶脉纹桥形双钮。盖面纹饰与石寨山型铜鼓纹饰相似，中心太阳纹8芒，芒问夹三角纹，外有3晕圈。第二晕是带切线的圆点圆圈纹，第三晕是主晕，四只翔鹭逆时针飞翔。第四晕是弦纹夹栉纹。桶身纹饰分三节，上部是弦纹夹栉纹再夹带切线的圆点圆圈纹。中部是主晕，饰四组船纹。船首尾高翘，船上五人，戴羽冠，手舞足蹈。船头有鱼。天空各有3只飞鸟。
　　骑兽纹铜提桶（图七至图九），通高24。5、口径22。5、底径19。5厘米。骑兽纹，又称为变形羽人纹。子母口，折沿，出现矮肩。腹上部两侧附耳，耳为扁茎，用实心铜条弯曲成倒u字形，内有双股桥形钮，正视有如匍伏的青蛙。中腹饰六组骑兽纹。器身两道对稱铸痕，铸痕两侧饰植物纹，似稻穗弯垂。骑兽纹（变形羽人纹）在铜鼓年代序列中，年代大约在西汉晚期。
　　铜提桶在岭南地区考古中多有发现，曾在广州、肇庆，广西贵港、贺州等南越高级贵族墓中成组出土。如1976年发掘广西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一号墓，在椁室底下的器物坑中出土四件，形制相同，大小递减。其中一件最大的铜提桶刻有布字。蒋廷瑜先生考证，布是地名布山的省文，西汉时期南越国桂林郡郡府的所在地，即是现在的贵港，说明本地铸造。该器在一只耳的下方，刻有十三斤三字，是铜桶自身重量的记录，实测重是3485克。
　　1983年发掘的广州南越王墓出土9件铜提桶，其中一件羽人船纹铜提桶已为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镇馆之宝。G37、G44、G47号桶出土时，分别装有青蚶、龟足、花龟、家鸡、猪、牛骨等骸骨。
　　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广州龙生岗43号东汉墓，出土一件陶桶，内存将近半桶的高梁，桶盖里有墨书文字：藏酒十石，令兴寿至三百岁，表明它是用来祝寿的藏酒器。高梁可供食用，又是传统的酿酒原料，存高梁于桶内，也有酿酒用器的寓意。
　　铜提桶的功用问题，尽管有量器说、担水桶说、盛食器说、酒器说，莫衷一是。根据考古发现和对文物本体的研究，其功用无非是生活用具中的多功能盛器。
　　南山博物馆收藏的铜提桶为水坑文物，经过辗转收藏，有的多次易手，原产地已不能确认，但同考古发掘品对比，大体都能认定其出水的地理范围，主要是在岭南地区，即广东、广西，旁及贵州、云南和越南北部。其铸造和使用的年代大致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铜提桶的主人主要是岭南越人贵族、官吏。铜提桶是岭南地区土著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