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前的鲍家街小学您还记得吗？

　　过了闹市口大街，新文化街西头的一小段，曾叫鲍家街。因为地处京城西南角，这条小胡同故事可不一般。
　　明代初称包头胡同，清代谐音改为包家街，清末改为鲍家街，1969年胡同东西走向的部分被并入新文化街。南北走向一段仍名鲍家衔。
　　在这条胡同里，曾有座醇亲王府（南府），是光绪帝的出生地，实实在在的潜龙邸。后王府改为中华大学，如今则是中央音乐学院，是无数人眼中的音乐殿堂。
　　真正让这条胡同扬名于世的，还是要提到著名的鲍家街43号乐队，乐队的名字便是中央音乐学院地址。乐队的成员都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主唱汪峰更是如今家喻户晓的歌手。
　　在这条胡同里，东西走向的部分曾有一座小学鲍家街小学，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存在，不过甚少有人描述，今天，我们跟着落叶飘飘，听他来讲述5年前的鲍家街小学。
　　1936年《北平市内外城分区地图》中的第十小学
　　《北平内城西部图》中的鲍家街小学
　　1948年《北京地图》中只标注了此处有一所学校，却没有名字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我们家搬到了察院胡同29号。随之我三哥托人帮我转到了鲍家街小学。当时我正在光明殿小学念二年级第一学期，转到鲍家街小学二年级插班接着念。级任老师是位姓田的女老师。我三哥告诉我说，田老师管的挺严的，一定要好好念书。
　　田老师的好学生
　　在新学校没过多少时间我就和同学熟悉了。第一学期很快就结束了。我的学习成绩依然不错，记得在全班考了第12名。
　　二年级第二学期，快过端午节了，田老师让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也是男同学）共同准备一篇关于屈原的故事，是老师编写的稿子，让我们把它背会，还说，谁表演得好，就让谁上台。我们大概准备了两个星期，由田老师给我们辅导、训练，直到脱稿背诵，老师还几次把我们叫到她家里给我们排练，真是下了挺大的工夫。最后经过比较，选中了我，由我在全校周会上给大家表演。
　　周会就在学校的院子里举行，院子的南北两面都各有一排房子是教室，而南面教室的前面有一个高台，这就是主席台了。我当时的个子很矮，俗话说是个小嘎巴豆，所以一上台就惹得台下一片笑声。
　　但是田老师一直就在台边上看着我，她没理会这些笑声，严肃地指导我：再往后站站！、立正！、鞠躬！开始！。我就按照事先排练的结果，流畅地背诵了下来，得到了大家热烈的掌声。事后也得到了老师的表扬。
　　杨老师老打学生
　　到了三年级，换了一个级任老师是个姓杨的老头。他不是北京人，说话口音重。每讲新课之前都把课文中的生字、生词让我们做上记号，回家查词典，写出读音和解释，第二天选几个同学上黑板，把查得的结果写在黑板上。然后他根据同学写出的结果，挑出他认为最好的解释，就作为他教给我们的内容。为此，我必须要买一本词典，跟我爸要，我爸说咱家有《辞源》，比现在的词典好，你要学着会查。我们家的辞源是商务印书馆最早出的那种版本，部首检索都是按照子丑寅卯十二天干排列的，辞源中关于字词的解释都偏于文语，而且还引经据典的，对于我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来说的确是够难的。更让人难受的是，我费了半天劲查得的字词解释又很文绉生僻，惹得杨老师很是不快：什么乱七八糟的！下去！。
　　当时的课程有国语、算数、修身、习字（写大小楷）、音乐、体育、劳作等。这些课程中我最不喜欢的是国语、习字和劳作。因为我不喜欢杨老师所以也就不喜欢他教的国语和习字；而我手笨，所以我也最害怕上劳作课。
　　我最害怕的是杨老师留作业。几乎每天都要留这样的作业：写三行小字！。写小字就是用毛笔在类似稿纸的方格内写小楷。我总是沉不下心来一笔一划地写字，特别是看到字帖中的字笔划又那么多，更是烦躁。于是便想出个办法：净选一些笔划少的字如一二三天大人之类，三下五去二，一会儿就胡弄写完了。可是，等第二天把作业交给老师一看，他立刻就火了：过来，你看看你这是胡画的什么？伸出手来！不由分说，用教鞭狠狠地打我三下手心。每打一下，都钻心地疼，立即用另一只手揉搓，然后再在老师的催促下再伸出手来挨第二下、第三下。等打完三下后，老师接着说，叫你不好好写！你给我记好了，回家除了把今天的三行小字写了，还要再补写三行小字！天哪！六行小字，就是半篇儿（一页）啊，这可怎么办！可是一想到明天还要挨打，只好耐着性子写吧！就这样，时不时地老是挨杨老师的打。
　　当时经常挨打的都是男生，女生从来不挨打。其实我在班上挨打还不是最多的。记得有一个同学最多一次要挨12下（一行小字一下）！把手心都打肿了。我们几个同学就在一块商量。想想有什么好办法。有个同学告诉我们，上学前先用醋把手心搓一搓，挨打就不疼了。这办法我从来没试过，也不知道顶不顶用；还有同学说，用木板打比用教鞭打要觉着轻得多。
　　后来就有一天，老师要打人了，就是找不着教鞭（真不知道是不是让人给藏起来了），后来老师竟然找到一块木板，大约和巴掌差不多宽，后来我也挨过板子，确实比教鞭打得感觉轻多了。
　　杨老师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在上第一堂课时都要坐在讲台上先吃一个烧饼，就是咱北京的芝麻酱烧饼，这是他的早点。吃烧饼前，先让大家自己复习课文，而后自己就旁若无人地大嚼起来。这烧饼有时他自己带来，有时自己没带来就让学生帮他去买。后来我们这些怕挨打的学生，都争着去给杨老师去买烧饼，这样就可以不挨打了。
　　吕老师偏向女生
　　三年级下学期我们的级任老师就换成了吕老师。他是从国民党空军退下来的，年轻、留着光溜溜的分头，说话有口音、硬邦邦的总有点像是发口令似的。他倒是不打学生了，可是要罚站，有时竟能罚站到这堂课下了课。
　　我们最讨厌他的是，见到女生就笑嘻嘻的，一见我们男生就板起脸来。而且我们男生老是让女生给告状，什么碰她胳臂了、踩她脚了、骂人了、做鬼脸了、往地上扔废纸了，虽然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一告就灵，吕老师准把被告的男生叫起来，训一通、还有可能罚站。
　　我们最讨厌的一个女生姓韩，吕老师最是偏向她。有一次她被叫起来回答问题，没答上来，让她坐下；又换了两个男生回答，都没答上来，可偏偏叫这两个男生站着、还挨训。我们一帮男生心里这个气呀！下了课，就有几个男生故意到那个姓韩的女生的位子跟前去挤，故意把她的铅笔盒给碰到地上，摔散了一地。大家起哄说快告老师、告去！好像都把她气哭了，可这回她却没告老师！
　　从三年级到四年级结束，即到初小毕业一直是这位吕老师当我们级任老师。听说后来他和我们的一位烫发的、很漂亮的音乐老师结了婚。
　　丁老师罚我跪
　　丁老师是位年岁比较大的老先生个子不高，留着背头，戴着眼镜，非常严厉。四年级时教我们珠算和习字两门课。
　　我学珠算开始还可以，一是我的口诀背得熟，二是加减法的操作比较简单；可到了后面学乘除法、九九归一等我就跟不上趟了。好在考试时不考乘除法，算是逃过了这关。
　　习字课也是我很头疼的，手里握着的毛笔就是不听使唤。上习字课对老师来说如同休息，什么也不讲，上课就让你研墨写字，下课前写完一篇就行。我写不好字，也不好好写字：不是嫌自己的墨不好（水多色浅），就是嫌自己的笔不好，总是要下位子与别的同学交换笔墨；几次三番以后，丁老师生气了：看看！你这写的是什么！甭写了，跪着去！于是就把我叫到讲台前让我面向同学跪着。
　　我在三四年级时很是顽皮，已经不怎么爱哭了。面向同学跪着的时候，坐在最前排的一位同学老是冲我做鬼脸，逗得我直乐。这下，丁老师更生气了，走到我面前，朝我脊背狠狠地锤我两下，边说：还乐！还乐！转过脸去！就让我面向墙壁跪着，一直跪到了下课。因为当时学校与家长并不怎么联系，既然老师没和家长说，所以我回家也不跟家里说，谁都不知道我被罚跪的事。
　　这是我在小学时记忆最深刻的一次处罚。不过，从那次以后，每次再上习字课，我都事先把笔墨准备得好好的，甚至事先都先把墨研好了，再没受过处罚了。
　　体育老师特精神
　　我们学校有一位教体育的杨老师，年岁比较大，会武术，他不教我们体育，只是在全校上操时由他来统一教练、整队喊号。正是因为他指挥全校上操，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是他年岁虽然很大了，但不怕冷。冬天上操，我们都穿着棉衣、棉裤、棉鞋，戴着棉帽和棉手套。可杨老师却是身穿一身绒衣、绒裤，光着头，也不戴手套。他站在队前做准备动作时，总见他要搓搓手、搓搓脸，伸开双臂活动活动，双脚并起向上蹦几下，非常精神。
　　二是做操喊号时他不但嗓音洪亮，而且把六喊成陆（l）。这使我们牢牢地把他记住了。于是我们也就学他这样喊号：一、二、三、四、五、陆、七、八。
　　劳作课学做假梨
　　从小我的手就很笨，所以特别不愿意上劳作课。有一次劳作课上，老师教我们做假梨。事先通知我们每人带一个梨，和一些废纸（如报纸、用过的大楷纸等）到学校。上课时老师让我们把教室里做卫生用的脸盆和水桶（还有从外班借来的）等盛上水，把废纸先放到水里泡湿，而后把它糊在梨上，要糊满、糊匀。最外一层用好纸糊平整。说把它放好，带回家，要等到它干透，细心地用小刀割开，而后把梨取出来，再把割口用好纸抹上浆糊贴好；把梨把取下来，装到这个假梨上。再用水彩把这个假梨的表面涂成淡黄色，而后再点上一些棕色的雀子点，这个假梨就做成了。
　　在课堂上，我把废纸都糊在在了带去的梨上；老师讲的我也都记住了，回家又仔细地放在窗台上晾干。可能是废纸壳没有干透的缘故，在我用小刀割完口往外取梨时，废纸壳一下子都散了。怎么也不能恢复原状。这样，这次劳作就这样失败了。因为从废纸壳中往外取梨，整个的不好取，只好一块块地把梨切了，边取边吃了。梨没有了，还得再买一个梨，再做第二次，时间就来不及了；可以想见，一周后又上劳作课时我没能交上作业。后来还是我妈帮我把这次的劳作完成，才算交了差。
　　这次劳作有一位男同学做得特别好，他做的那个梨跟真的一样样的。他的名字至今我还记得，他叫栢志忠。
　　依稀记得的同学
　　我在鲍家街小学的同学至今还记得的不多。
　　栢志忠的劳作受到老师的赞扬给我的印象很深。此外，他是一个很守规矩的学生，平时的穿着朴素但是很干净；习字课上写大楷也很干净，从来不像我们弄得满手都是黑墨。正因为他比较干净，平时我们很少在一起玩。
　　有一位同学姓翁，名字不记得了，由于患了小儿麻痹症（小儿麻痹症是我有了小孩以后才知道的）使他的一条小腿有点瘸，大家都叫他小瘸子（这种称呼很不好，对人不尊敬，但当时不懂）。他很有天才，很会画画，随手就可画出一些人物，还伴有故事情节。他和我是前后座，他坐在第一排，我坐在第二排。一到课间休息，我就常拿出一些白纸来，让他给我画点故事。周围一些同学就围上来看。什么扛枪打仗的了、小孩儿打架的了等等；他一边画一边讲，每次都能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有一位同学叫张印。是四年级时的插班生，是个东北人，听说他爸爸是国民党军队的大官，个子不高，给人感觉很野蛮，动不动就伸手打人。我们都怕他，平时很少跟他一块玩。只是一次上体育课，我们才知道他是很勇猛的。那次体育课上，老师让我们男生玩骑马打仗。一个人揹着一个人，揹人的是马，被揹的是骑兵。所有男生分为两队，打仗时，马不能动手，只能驮着骑兵迎战或者躲避；而骑兵则在马上，互相拉拽，看谁能把谁拽下马来，两脚沾地，就算输了，就得出局。两队最后分出胜负。那次张印在我们队，他是骑兵，作战十分勇猛，和对手还有一段距离时他就把手伸过去拽住对方的衣服，一用力，他的马竞被他拉向对方，而后他再左右一晃，对方就被拉下了马，动作十分利索；而后马不停蹄，立刻又奔向另一个目标。这次比赛，对方的骑兵差不多都是被他拉下马的。
　　还有一位同学叫张贵泰。他家在闹市口住。他爸爸开了一个纸钱铺，专为丧主儿接三做纸人纸马等，也兼营糊棚糊墙。当时，张贵泰念书还不如我，他爸爸看我比他儿子机灵，也不会欺负人，很愿意让张贵泰和我在一块玩。有一次下午放学后，听说鲍家街东口一家门口放着一个挺大的长的洗澡盆，可以当船玩，我们一帮男生揹着书包也不回家就跑去了。大家都站到那个澡盆里，手扶着盆沿儿，左右来回摇动着，嘴里还喊着开船喽！，很是开心。谁知，因为摇摆的幅度过大，一下子澡盆翻了，张贵泰被澡盆压坏了脚。当时大家都吓得一哄而散了，只有我把他扶起来，想帮他揉脚，他说疼，不能动；而后慢慢地把他搀扶着送回了家。他爸爸一看就火了，问是怎么回事，我把情况一说，还真没法找出谁是肇事者。这以后，他爸爸也就不怎么愿意让张贵泰跟我一块玩了。
　　免费上补习学校
　　三年级暑假期间，听说在中国大学（位于西单大木仓今国家教委处）有补习学校，是免费的，各个年级的都有，班上好多同学都去了，于是我就和大家一起报名参加了。其实主要是图个新鲜，又有个新的可玩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中大的学生利用暑假所办的一项公益性的活动。
　　在这个补习学校里，我也不记得都上过什么课，只记得中国大学的校园比起鲍家街小学大得多了，左一层院子、右一层院子的，像个大庙似的；另外就是有个老师打学生打得特别凶，有一次下课后我们在院子里看见这个老师正在打一个高年级的男生，拳打脚踢的，还狠搧他的嘴巴子，那个男生被打得直哭，老师好像也不饶他，后来又过来个老师把那个打学生的老师劝走了。同学告诉我说，这个打人的老师是训育主任。还有一次全校同学集合，他在队前训话，挺厉害的样子。后来，又听说有同学挨了打。我当时挺害怕的，心想，别在这儿找挨打了，我们几个同学一商量，就没再去上这个补习学校了。
　　后来又听说，就在我们鲍家街西头太平湖附近也有个补习学校，是在那里的民国大学办的。我们就又跑去看看。这也是个挺大的有好几层的院子的地方（后来得知此处早先是荣亲王府，即今中央音乐学院处），人家早都上课好长时间了，不再招收新生了。其实，我们本来也不是专为补习功课来的，而是找地方来玩的。后来，我们几个同学就经常约好到这儿来玩逮人（即捉迷藏）的游戏，这里倒真成了我们一个新的可玩的好地方。
　　本校高小没考上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初小（四年级）毕业了。当时，鲍家街小学在我们家那片还算是比较好的学校，所以家里决定还是要考本校的高小。因为我在三四年级的学习已经是偏于中下等了，再加上考前也不怎么用功，所以在学校发榜时，我在榜上没找到自己的名字，回家一说，开始大家都不信，我四哥又去看了一回，确认是没考上。
　　这回我傻眼了。家里人都说我，没出息！才小学四年级就失学了，十岁不到能干什么？后来，是我三哥托人帮我在东铁匠胡同小学报了名，又考了一回。这回考得还是比较差考了个备取第29名（总共备取生32名，也就是备取生倒数第3名）。不用说，这回又挨了家里的数落，整天抬不起头来，不知道哭了多少回。没出息！的话不绝于耳。
　　1948年9月，还是我三哥托人情，勉强让我上了东铁匠胡同小学的五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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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题《我的小学》，作者落叶飘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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