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和发展行政学的理论论文

　　在本世纪初传统行政管理理论时期以古立克、厄威克为代表的行政管理学派和以韦伯为代表的官僚体制学派等，着重研究正式组织理论，强调革新行政方法，提高行政效率，遵循行政程序，严格行政法规，但是他们忽视人的愿望、动机和态度以及价值观念的变化对行政行为和效率的影响，其观点适用范围有限。
　　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三大学派形成行为科学理论，针对传统行政理论不足。着重研究人性。以孟斯伯格（HugoMiinsterberg）的科学管理与心理联结论、梅尧等人的胡桑试验学派和巴纳特的权力理论以及麦葛格罗的y理论等组成的人际（群）关系学派，以李维特（HavoldJ？leavitt）的行为模式说、马斯娄的需要层次说、何兹伯格的二元因素说、马克利兰（Davidlt；：？Meclelland）的成就动机说和佛鲁姆（VictorV？ioom）的期望值与期望说等组成的激励动机学派（平衡系统理论），以赫曼（GeorgeC。Homanns）的社会测量说、以雷兹（JosephReitz）和谢立夫（M。Sherif）的团体冲突说等组成的团体动力学派（社会系统理论）。这一时期的理论突破传统行政管理的研究范围与方法，研究重点由事扩展到人的心理和行为，由主观价值判断为主转为以验证方法为主，由消极限制到激发职工行为，由静态到动态改变对人的看法，用积极的措施满足职工的愿望。但他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过于强调人的自觉性，把人的自我管理理想化，忽略组织制度、结构和法规的作用，忽视周围环境对行政管理的影响。
　　因传统的和行为科学理论皆有所偏在I960年前后，出现了系统理论时期，他们着重研究行政环境，由系统、生态、权变三大理论组成，即以赫尔（RichardHHall）为代表的环境系统说。以帕森思为代表的组织系统说，以卡斯特和罗森韦格为代表的组织界限与开放说组成的系统理论；以高斯、雷格斯、张金鉴为代表的生态（发展）理论；以卢生（Fredluthem）为代表的权变理论假说、以吉勃生（JamesL？Gibson）为代表的权变组织设计说，以谢恩（E？H？Schein）的组织人与管理措施、以卡里索（HowardM。Carlisle）的情势变数与权变管理模式说组成的权变理论。这一时期理论家认为，既要从静态（法制）观点研究组织作用，又要从动态（行为）观点研究人的作用，还要注意研究组织、人员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组织应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不断调整内部结构和工作程序，因此，它又是一个开放系统。这样对组织的认识由封闭观到开放观，视组织为。内部静态因素与外在动态因素的结合体；注重对组织的整体分析，既考虑外在环境对组织的影响，又研究组织内部次级系统的内容并加以整合？形成完整统一的组织；强调管理制度与内环境（人、事、财、物等）和外环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相适应，具有弹性，通权达变。他们虽开创了行政理论的新里程？但仍有不足之处，主要是重视管理制度的适应性，守成有余，忽视革新性，促进环境改变，使管理制度日趋理想；强调整体分析，范围广，费时耗资，使管理者不敢轻易下决心，如拖延不决，问题更难解决。同时。权变理论注重个案的处理方法，轻视一般原则与方法，给学习培训工作带来困扰。
　　各个时期的行政学家除了探讨上述理论以外，还从各个侧面研究行政理论。许多学者研究行政领导理论。其中从1930年到1950年有戴维斯（KeithDavis）、斯杜地CR。M。Stogdill）、泰罗（O。Tead）等为代表的的人格待质理论，认为领导者的人格决定领导成败gt；从950年起有巴纳特和李彼（R。Lippitt）、费雷（Filley）及敖斯（House）等为代表的情势理论。认为领导必须适应客观的形势和环境变化，根据不同的变数（地理环境、人员素质和社会心理等）采取不同的领导方式才能制胜；还有功能理论。认为专家应领导专业。专家的专业知识决定领导的成败；部属理论。认为强将手下无弱兵群分拥护与否决定领导成败，折衷理论。认为成功的领导者取决于主观与客观的密切配含；此外，溥连奇（JohnR。PFrench）和芬iBertramRaven）等提出影响决定论。认为领导就是影响力，影响力的大小决定领导的胜负。影响力与权力地位没有必然联系。有权力的人不一定个个都能影响人。有影响的人不一定个个有权力。
　　八十年代以来，我H忾行政管理学。不仅介绍了现代行政管理理1amp；，而且把芒三论和新三论的理论观与逐步引进到行政管理学科中。这样。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垂础的我囯行政管理学兼容并包。正在孕育着新的理论体系，在吸收现代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总结中国行政管理历来的经验。探索适S令日中国发展的新理论，是广大行政学者和行政工作者责无旁贷的重任。
　　从系统观点来看，行政管理对社会系统来说，它是一个子系统，对各个行政部门来说，它又是一个大系统。因此，必须用系统理论来指导行政工作。我们总结新中国40年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不妨冷静地反思一下。为什么每隔10年失误一次。50年代末大跃进，60年代末大动乱，70年代末洋冒进。80年代末通货膨胀。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些领导者决策常常缺乏系统观念，进行封闭式的自我调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种决策的短期行为。加剧社会公共事务的无序性和不平衡性，造成工作的被动局面，积重难返。痛定思痛。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行政事务、人员及其环境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处于经常变化之中。开展行政活动不能顾此失彼。要认真选择各种事物的最佳联结点，即中点，以保持动态平衡a这就是说。在行政管理中要坚持适中的原理，因势（时、地、人、财、物等）而异。把握关节。促进公共事务的协调发展。
　　适中论的要点：
　　（1）中是一个哲学它存在于一切事物及其相互联系之I39；h〕党、政、企、事、团（39；体）和工、农、商、学、兵是互相联系的。各项行政活动（决策）必须有助于密切它们的关系。才能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发展。为此，要确认它们之间联结的关节，这关节就是中。中即正：过去常说矫枉必须过正。过正才能矫任。其实。轿任不能过正。过正就不能矫枉。
　　（2）世界万事万物充满矛盾。有予盾就有中，有多少予盾就有多少中因此，中是？彦透并包含两个对面的统一体。它们彼此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中既联接两极的矛盾。又协调两极的关系，它既是矛盾对立的产物。又是矛盾统一的契机。每一具体行政工作、环节和项目都有中。人事工作中的奖惩、工资和福利等；办公室处理问题、经费开支和各项决策都要适中，适中则行，行则成；反之，失中则乱，乱则误。
　　（3）社会公共事务纷纭复杂、千变万化，因而，在行政管理决策时，不能把中看成为固定不变的枢纽，两头一般长，四周一样齐，而应该随时移易，以变应变，。不仅要遵循客观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还要与政治、法律、道德等社会环境相适应，使中上下贯通，左右相联，符合行政之道。它随着事物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才能保证行政管理在竞争的社会里取得主动权。为此，需要不断调整各种关系（政治权力、经济分配、社会结构等），中是调整的动作，又是调整的目的，缓和矛盾，共求生存和发展。从运动平衡的角度上来说，中则平，平则和，和则谐，各项事业发展就有新的希望。所以，行政领导应及时解决社会上种种错位现象，本末有序，主动地、合理地调节社会各个阶层、集团的正当权力和利益，切实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提倡正确的价值观念，既反对精神万能，又反对金钱至上，就可能给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带来新的生机，逐步达到理想的目标。
　　（4）一切事物都有两个极端，经常不断地发生变化，因此，我们不仅要把握事物两个极点，还要不断调整中点。好比物理学上把握物质重心一样，在改革和建设事业中，也要把握其重心，才能保持动态平衡的局面，使社会稳定的、真正的进步。因此，中则立，立则兴，兴则旺。我们过去失误，误就误在没有抓住事物的重心，没有集中精力用心去寻找恰当调节事物两极关系的中点。遇到问题，不是急急忙忙做结论，就是拖拖拉拉推责任，经常非此即彼，固执一端。好走极端，貌似进步，实际退步，走到终点，等于回头。连续四次向左转，便回到原地。1958年，我国热衷于十二个大跃进，结果大跃退，过苦日子。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思维方式，尽管领导人曾经认识其错误，但不可能改正错误。近几竽来，又急于翻番，结果险些翻车，过紧日子。严峻的事实，不正说明好走极端的结果是倒退吗？好比蒙面牛拉磨，虽然磨出了很多东西，但毕竟仍在原地推磨。
　　（5）中对全局（整体、长期、共性）来说是不偏不倚的。但对局部（特殊、暂时、个别）来说有所偏重。这种偏重是以服从并眼务全局为前提条件的。政府对某些地区、阶层、集团在一定的时间内采取优惠政策，正是为了全局的利益。任何具体事物都有自己的中，它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与外界保持协调和谐的状态，火偏于炎上，水偏于润下，这种偏就是中。因此，中是事物存在的客观状态，也是行政行为与这种客观状态的符合。那种不左就右，不右就左，背离其中，必然失误。人们根据客观实际情况，确定建国、立国、兴国、富国的行动方针，恰到好处，就是中，中则正，正则立，立则强。
　　关于中的观念，是我们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精华，中者，天下之正道。由此而阐发的中正、中立、中和、中兴、中行、中用等思想，至今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回顾建国四十年四大失误，其思想方法上的原因就在于违背天下之正道中。过去我们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兴无灭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我们应通过学习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的经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有其中点，如果忽视这一点，时而强调精神万能。时而强调金钱万能，各执一端，就要破坏两个文明的平衡状态，不仅不能建成高度文明的国家，而且还可能要遭到规律的惩罚。过去。我们党和政府企图通过大平均，使农民共同富裕，已成为空想。近几年又想通过大包干。鼓励一些人先富裕起来。带领大家共同富裕，现在看来在解决贫富这对矛盾中，也需要找一个适中方案。K靠大包干是不行的。必河制定正确政策，有利十大多敉人逐步富裕起来。否则，即使少玫人富了，也与社会主义目标相悖。此外。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使各种组织权力适中，集权与分权要适度。如果集权有余，分权不足。权力过分集中这一总病根不从拫本上彻底医治，许多旧病仍将复发，包括权力膨胀症、投资饥饿症、决策近视症、建设浮躁症等。反之亦然。因此，从理论上深刻反思。总结四十年的经验教训，提高广大干部思维科学化的自觉性。是行政学界十分迫切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