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谁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谁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啥意思）
　　历史需要回眸。同样，回眸历史需要时间和距离。一个人、一本书、一篇文章，要经过历史的检验才能看出其真正价值。四十多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文）的发表，掀开了社会主义中国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崭新篇章，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
　　实文最早刊发于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刊出；是日晚上，新华通讯社向全国全文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解放军报》全文转载、转播；之后的短时间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报纷纷转载；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一把手纷纷表态，支持实文的观点，积极参与由之产生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实文的刊发，无异于高擎一面猎猎作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旗，冲破左的禁锢，呼唤和迎接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实文犹如一株明黄的报春花，拥抱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春的到来。
　　然而，实文发表四十多年后，实文刊发的真相，以及文中一些重要观点的凸现过程，已被蒙上了一层迷雾。
　　近日，记者采访了当年《光明日报》实文的责任编辑，现年88岁的王强华。这位曾担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老人，回忆那段亲历的难忘历史，仿佛一切如昨，历历在目。
　　原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王强华近照
　　1977年8月，在南京理论讨论会上，王强华结识胡福明，并主动约稿
　　1976年10月4日粉碎了四人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中心任务是拨乱反正，即深入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恢复马克思主义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从1976年10月到1977年6月，在时任《光明日报》驻上海记者站站长的王强华和驻站记者苏双碧（后调《求是》杂志任副总编辑）组织采访下，《光明日报》多次在头版和哲学专刊上刊登了由江苏省宣传部门领导的江苏省写作会议江苏省写作会议哲学组撰写的揭批四人帮的论文和长篇通讯。
　　1977年7月，江苏省写作会议与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召开南京地区理论讨论会，主题就是深入揭批四人帮划清理论是非界限，王强华作为《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哲学专刊主编，应邀参加会议，8月11日在第一版头条报道了他撰写的这条新闻。
　　南京地区理论讨论会规模不小，全国少见，与会者两百余人，来自南京地区四十个单位。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理论与实践、精神与物质等理论问题。
　　会议开始是分组进行的，后来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大会场。这时候，南京大学政治（哲学）系年轻教师胡福明发了言。胡福明的发言比较尖锐。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批判生产力论是完全错误的；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根本观点；反对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
　　胡福明的发言在会场引起轩然大波，立即有两三个人站出来反驳和批判。他们认为，生产力论就是应该批；当时盛行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而生产力论则颠倒了是非，以生产否定了革命。
　　对于胡福明的这种观点，王强华在北京也听说过。他暗自佩服胡福明的勇气，认为他是一个思想敏锐、有独到见解的理论工作者。
　　这样的争论显然背离了大会主题，会议难以为继，主持人不得不宣布暂时休会。胡福明在会上一席棱角分明的发言，使王强华产生向胡福明约稿的想法。休会期间，王强华在人群中找到胡福明，他先自报家门，胡福明也很高兴认识他。
　　会议结束后，王强华再次找到胡福明，代表《光明日报》编辑部主动向他提出约稿。王强华向对方表示：四人帮虽然已被打倒，但他们的流毒还未彻底肃清，所以有些问题必须先从理论上搞清楚
　　当时，《光明日报》的权威性和社会影响力仅次于《人民日报》，胡福明爽快地答应了王强华的约稿。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出实文惊蛰前夜，实文出世，说是偶然，其实是必然
　　南京理论讨论会之后，王强华回到了北京。这之后的八九月间，他又曾到上海、南京等地出差，并专门去了一趟南京大学，不巧胡当时不在学校，王强华扑了个空。回北京后，光明日报社交给王强华一项任务，令他赴青海西宁，为筹建光明日报驻青海记者站做一些必要的准备。
　　王强华在光明日报社，可以说是一个有起有伏的人物。他于1953年8月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光明日报》当记者。1956年，二十三岁的王强华加入党组织。
　　1966年2月11日，光明日报社的文革开始后，作为夜班编辑的王强华上班后的第二天，就被列为首批被批斗对象之一。当日，他便被报社文革领导小组点名批判宣告隔离审查，一关就是整整七个月，不许回家。其间受到全社大会九次公开批斗，同时被强制劳动，在报社院内修整操场、扫大楼厕所，什么苦活累活都干。罪名有三条：一是与右派妻子划不清界限（指未与她离婚），二是在共青团内实行资产阶专政（当时王是中共光明日报社编辑部支部（青年）委员兼报社团支部书记，因为他与其他多数党支委一样不同意报社党组书记的妻子入党）。王强华最大的罪名是反对林彪的活学活用、一学就灵、立竿见影。文革前在一次私下与同事聊天时，王强华说：别人都说活学活用、一学就灵、立竿见影，我怎么不能完全做到，找不到这种感觉。这一句天大的实话埋下了他罹难的种子。
　　文革中的切身体验，以及周围人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沉浮，使王强华愈来愈渴望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实际工作，彻底清除左的一套害人东西。
　　1978年元旦过后，刚从青海省出差回京的王强华，一踏进办公室便看见办公桌上放着胡福明寄给自己的两篇稿件。原来，胡福明于1977年9月就把稿子寄来，而这段时间王强华正在外地出差。
　　王强华匆匆看完胡福明的稿子，不觉兴奋起来
　　胡福明的两篇来稿，一篇题为《女人也是生产力吗》，是批判江青的。江青曾说，女人会生孩子，而人是生产力三要素之一，那么女人自然而然也是生产力了。这是庸俗之说，批判起来没多大意思；而且，类似的来稿王强华也曾收到过，于是他将此稿先搁在一边。另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稿子，却紧紧地吸引了他。
　　胡福明的这篇稿子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历来强调实践检验真理的重要意义；第二部分讲的是马克思等革命导师不但主张实践检验真理，而且他们的著述也是不断修改完善而成的，这一部分着重介绍了马克思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第三部分是批林彪、四人帮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重要特征是割裂理论与实践的密切联系
　　王强华反复看了几遍，觉得此稿提出的问题颇为尖锐，且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是形而上学、照搬照抄地对待马列、毛泽东著作的个别词句、个别观点呢，还是科学地、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王强华认定胡福明此文是一篇有价值、有分量、有意义的稿子，便撇开手头其他琐事，立即着手编辑这篇来稿。
　　1978年1月19日，王强华为胡福明寄去两份小样，并附了短笺，信中说：我去年9月离京，到上海、南京出差，12月刚回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已粗粗编了一下，主要是把原稿第一部分压缩了，突出后两部分，但仍觉得长了一些。是否请您看看再删一些，有些地方，文字的意思有些重复，可否精练一些。另外，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文章请尽快处理寄来，争取早日刊用。
　　胡福明在接到王强华寄来的信和文章小样后，即进行了修改，很快又寄给了王强华。王强华斟酌、修改以后，再将小样寄给胡福明。从1978年1月14日的第一次发排，到4月10日，该文先后经过五次修改。每一次王强华都提出了具体的修改建议。譬如在3月13日，王强华在给胡福明的一封信中说：您的文章，基本上已定稿，但现在看来，联系实际方面的内容较少请抓紧补充，以便早日刊出！您的文章立意是很清楚的。但为了使文章更加（具有）战斗性，请适当增加些联系实际部分。由于‘四人帮’多年来抓住片言只语吓唬人，束缚人们的思想，致使一些同志至今仍不注意实践经验，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定义出发，从概念出发，离开具体条件硬套某个指示，结果‘心有余悸’，许多工作搞不好。请考虑能否把这样意见的话加上。
　　在这五次修改过程中，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提出将标题由原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一改实际上扩大了实践检验真理的外延。
　　1978年4月，王强华（右）与到北京修改实文的胡福明合影总编杨西光指示：此文暂不发哲学专版，修改后上头版
　　1978年4月10日，《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被拼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第七十七期）大样，并按规定被送到时任报社总编辑杨西光的案头。杨西光立即被头条这篇文章所吸引。后来据杨西光的秘书陶铠说，这篇四千余字的稿子杨西光竟然看了整整两个小时。
　　杨西光1933年入党，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宣传工作。建国初期，他就担任福建省委的宣传部长兼《福建日报》总编辑，后来调任上海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教卫部长，一度又兼任过《解放日报》总编辑。
　　杨西光是1978年4月才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在这之前的1977年12月，他在由胡耀邦同志任常务副校长的中央党校高级干部班学习。其间，杨西光有幸参加了由胡耀邦提出并主持的关于什么是检验历史的标准的讨论。大家认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历史的标准，领导人的言论不能成为检验历史的最高标准。学习班还提倡科学、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不能庸俗的、片言只语地去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他看到哲学组送来的实文大样时，立刻决定从哲学专版上撤下来。
　　杨西光说：第一，像这样重大主题的文章应放在报纸的第一版刊登，在专刊上发表影响小，太可惜了；第二，文章要做重大修改，主要应针对当前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作比较充分的论证；第三，要进一步触及当前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障碍，提到理论和思想路线上来批评和阐述
　　王强华听罢，顿感心头一亮。
　　杨西光最后还建议王强华，能否把该文的作者胡福明请到北京来，面对面地谈谈修改意见？
　　说来也巧，4月13日下午，王强华突然接到胡福明的电话，说他人已到了北京，是来参加国家教委召开的一个哲学教材座谈会的。王强华喜出望外，立即去向杨西光汇报。杨西光听了也格外高兴，对秘书陶铠说：现在就派我的小车，请王强华去接胡福明来报社。
　　杨西光还对王强华说，听说中央党校的吴江和孙长江正在撰写一篇文章，主题与胡福明的相差不多，是不是将他们一道请来，大家一块儿商量胡福明的这篇文章怎么改。吴江当时是中央党校副教务长，孙长江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理论动态》的编辑。
　　按照杨西光的吩咐，王强华先到朝阳门外接来胡福明，再去阜成门外接孙长江。杨西光提出应针对两个凡是，实文得以升华
　　这是个周末，几个人坐在杨西光的办公室开会，研究胡福明的这篇文章如何修改。在座的除了杨西光、胡福明、孙长江和王强华外，还有报社分管理论部的领导小组成员马沛文。这个小会由杨西光主持。他先说了当时的形势，尤其强调了思想界、理论界存在的模糊认识，然后问胡福明和孙长江，写这样主题的文章的基本思路和重点各是什么。孙长江强调从路线问题切入，胡福明认为重点应放在理论上分清是非。杨西光当场决定：你们两人可以按照各自的思路写，《光明日报》都给你们发表，谁的文章先写好，能定了稿，就先发谁的，总之两篇文章都要发。
　　接着，在杨西光的主持下，对胡福明的文章进行了讨论。在座的人都认为在当时这种形势下撰写这样的文章，意义重大，应保持原稿的长处。随后，又集体议定了修改的原则。在这些意见中，杨西光所提出的意见最为鲜明，也最为尖锐。他说：文章一定要解放思想，批评两个凡是，冲破禁区。王强华听杨西光这样说，既感到此话非同寻常、极其重要，又感到无比新鲜。当时两个凡是的观点在理论和宣传战线占据支配地位，谁也不敢公开地对两个凡是进行批评。
　　座谈会的第二天，胡福明就把稿子改出来了。这一稿算是实文的第六稿了，胡福明在这一稿中，加入这样的话：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态度（指修改），表明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一开头就是完美的，决没有把它看作是一次完成的‘绝对真理’，而始终用辩证法观点严肃地看待自己的学说，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尊重实践，尊重科学，毫无偏见，是他们唯一的态度。
　　4月15日，《光明日报》社派人从胡福明手里取回改稿；4月20日，对胡福明的再次改稿做了第七次修改。在这次改稿中，直接对两个凡是提出尖锐的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对《宣言》的态度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他们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他们处处以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学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毫无偏见，是他们唯一的态度（标有下划线的文字为《光明日报》的同志所加）。
　　其时，胡福明已返回南京，《光明日报》所完成的实文第七次改稿，他没来得及看到。
　　4月24日，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等人又完成了实文第八次改稿。在这次改稿中，杨西光为稳妥起见，将第七稿中的他们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改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讲过的一切言论都是真理，也不认为自己做出的所有结论都不能改变。虽然删去凡是字样，但表达的意思并没有丝毫变化。
　　当《光明日报》完成实文第八稿时，报社内有些同志也陆续看到了文章的小样或听到传闻，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在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思想；更多的人则是担心这篇文章会捅娄子，惹出大麻烦，不禁为杨西光等人捏了一把汗。杨西光说：我不怕！我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文革’都挺过来了，还怕什么！他还对王强华说：发这样的文章，你怕不怕？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如果出了什么事，我将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我相信，我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1978年元月，王强华同志给胡福明教授的信中央党校吴江和孙长江参与捉刀修改，完成实文最后定稿
　　4月20日和4月24日，实文的两次改稿小样，光明日报社都及时派人送交中央党校的吴江和孙长江，以征求他们的意见。双方商定，由《理论动态》先于《光明日报》一天发表。
　　吴江、孙长江看完实文的小样后，认为该文很有基础，就放下手中其他事情，集中精力来修改这篇文章。4月27日，吴江、孙长江完成了对实文的修改。这一稿实际上是实文的第九稿。在这次改稿中，吴江、孙长江对文章中针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做了这样的修改：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科学态度（按：指上引的对《宣言》的修改等），给我们以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的检验，并不认为只要他们做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做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
　　吴江于当天将实文改稿交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定稿和排印。他给《理论动态》的编辑孟凡写了短笺：孟凡同志，请即排印十五份，即送胡（耀邦）、杨（西光）、作者（胡福明），航空发出。吴江短笺中的航空发出，是指排样寄发给已回南京的作者胡福明。
　　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对实文的最后定稿，实际上是实文的第十次改稿。实文的十次修改过程，凝聚了理论和新闻工作者的集体智慧。
　　实文的刊发，以及在它之后引起的全国范围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实际上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由胡耀邦同志组织和推动进行的。它在全国范围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在思想界、理论界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廓清了迷雾，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终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实文的刊发，迎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到来，《光明日报》功不可没。然而，作为实文责任编辑的王强华却始终认为，实文的发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社会形势的必然产物；这样的文章和这样的讨论迟早会出现的，不是由这位作者撰写、这张报纸发表，也一定会有另一位作者撰写、另一张报纸发表，或者通过另外一种形式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