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鲁迅决裂后沦为汉奸，死时周海英不肯参加葬礼

　　特殊时期的某天，鲁迅胞弟周作人在请求服用安眠药进行安乐死的要求被拒绝后，他彻底麻木下来，行尸走肉般熬过几年，无时无刻不对自己以前打的行为感到悔恨。
　　82岁的他或许已经预感到自己命不久矣，破旧的厨房，是他的现居地，在煤油灯的光亮下，周作人给他的侄子，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写下一封信。
　　信中大致的意思是希望周海婴在他死后，能够参加他的葬礼。
　　他后悔了，他渴望得到周海婴的原谅，为他当年的错误能忏悔，得到良心的救赎。
　　1965年5月6日，周作人离开了人世，等他被人发现的时候，他已浑身冰凉，没了气息。
　　其实，从收到叔叔周作人的信件后，周海婴就陷入了挣扎中，等5月6日，收到叔叔离世的消息，他才终于有了决断，不去祭奠周作人。
　　周作人，与鲁迅同时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的葬礼，异常简陋，除了亲人，没有人前去吊唁，这里的亲人，不包括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他的亲侄子。
　　而鲁迅的葬礼，有10万群众前去吊唁，有16位时有名气的人士给他抬棺扶灵，这16人中有：巴金、黄源、曹白等。
　　行葬礼那天，前来送葬的群众，跟随灵车一路从殡仪馆到万国公墓，个个神情悲痛，久久不愿离去。
　　据参加葬礼的叶圣陶回忆说：前来吊唁的群众从四海八方汇集到墓地，大家纷纷动手铲土，送鲁迅先生最后一程。
　　鲁迅的葬礼空前浩大，震惊了整个上海。
　　兄弟两人的葬礼差别如此之大，从他们决裂那天就已经有所预示。
　　而周海婴不愿达成叔叔的遗愿，也与他们的决裂有关。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气冲冲地往鲁迅桌上拍了一封绝交信。
　　信中的最后一句是：以后请你不要再到后边院子中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周作人拍下绝交信没有留恋，走得干脆。
　　收信的鲁迅却愣住了，小时候周作人可爱憨厚的跟着他玩耍的样子仿佛还在昨日，难道真的像他们的表字那样，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那样吗？
　　鲁迅转念一想，为了一个女人与他决裂，有胆！
　　这封信不久，鲁迅就搬离了他花钱买的四合院。
　　而从此，鲁迅与他的胞弟彻底决裂。
　　起初，鲁迅是不能相信自己的弟弟有那样的胆识，但他也没在主动找周作人。
　　他只是端起兄长的架子，想让周作人服个软，能够管教一下弟媳羽太信子。
　　羽太信子是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期照顾他们生活起居的保姆，后来和周作人产生了感情，结为夫妻，成了鲁迅的弟媳。
　　鲁迅回国后，除了周作人与羽太信子跟着回国外，还有羽太信子一家人。
　　为了方便大家生活，鲁迅花重金在北平买了一套四合院。
　　人多的地方是非多，这话果然不假。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矛盾显而易见出现了。
　　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是靠着鲁迅的稿费过日子。
　　身为女主人的许广平不愿先生太过劳累，在花销方面很节省。
　　但羽太信子可不是，她没有一点身为客人的自觉，反而一副女主人的姿态，请了十几个仆人照顾一家，在购买首饰与服装方面丝毫不节制。
　　如果这个钱是周作人挣得反而还好，但家里的所有花销都是鲁迅在垫付，为了家庭和睦，鲁迅增加了工作量。
　　看着自己崇拜的先生为了生计劳累，作为先生的爱人，徐广平看不惯妯娌的作为，在言语上与羽太信子有些摩擦。
　　羽太信子向周作人告状说许广平故意为难她，言辞间透露是鲁迅让许广平那样做的。如此浅显的挑拨，周作人相信了，对兄嫂有了意见。
　　综合来说，羽太信子的行为，作为兄长的鲁迅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许广平和弟媳之间打太极，平衡家庭关系。
　　但周作人参与到女人的争端上来，甚至为了羽太信子出头，这个行为就触碰到了鲁迅的红线。
　　鲁迅对弟弟失望之余，缩短了周作人一家的生活开销，与周作人之间产生了隔阂。
　　在羽太信子的枕边风下，周作人主动给鲁迅写了决裂信。
　　周作人能与鲁迅失和，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性格所决定，鲁迅从小对周作人非常照顾，尤其是在周父去世之后，鲁迅就担任了长兄如父的身份。
　　在各方面都照顾周全了周作人，让周作人没有后顾之忧，在羽翼保护下成长的周作人，没有经历社会的黑暗，他养成了一副耳根子软、没有主见和逃避型的性格。
　　尤其是在婚后，他软弱的性格，让他对羽太信子言听计从，为他的将来留下了更大的隐患。
　　在决裂的后，兄弟俩竟再没说过话，直到鲁迅去世，周作人也没有低个头，服个软。而这一切，周海婴都看在眼里。
　　更让周海婴无法忍受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海婴的母亲许广平曾被日本宪兵队抓去76天。
　　76天内，许广平除了经受严刑拷打外，更是经受了剥衣的折辱。
　　而那时，在已经是文化汉奸的周作人出任东亚文化协会的会长，与日本人的关系亲近，只要他肯帮忙说几句好话，许广平就会少受些刑罚。
　　出于记恨，对许广平为了维护鲁迅而对他的抨击，他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丝毫没有采取行动营救自己的嫂子。
　　母亲的受辱经历，与叔叔周作人的冷眼旁观，让周海婴心里对周作人产生了怨恨。
　　而周作人为什么会从一个思想进步、致力于文学创作的作家变成了一位文化汉奸呢？
　　这还是与他的性格有关，与鲁迅决裂后，周作人猖狂了。
　　一年又一年过去，中国境内出现了更多的日本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也更加明目张胆，直到1931年，直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日本很快攻占北平，很多爱国人士纷纷逃离北平，而那时候，周作人却跟别人不一样，他不止不逃，反而心安理得的留在北京。
　　究其原因，不外乎是，他是日本女婿，日本人不会为难他，这种思想的产生，一是有羽太信子对他的洗脑。
　　那时的羽太信子一定是非常有底气，因为她是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日本人就是她趾高气昂的本钱。
　　其二，是他简单、被保护太好的性格，他认为自己是一名学者，而且凭借日本女婿的身份，在日本人面前会挺好说话，在日本人占领的区域，生存下来不是问题。
　　但他大错特错了！
　　他当时是北大教授，拥有一大批拥护他的忠实粉丝，他的想象力与号召力，是非常巨大的，这在占领北平的日本人眼里，他就是一块香饽饽。
　　能够为日本所用，更好地控制中国，更好地侵略中国。
　　而周作人，对日本人的想法一无所知，可能他也会有些担忧，但那不重要，他过得好就行。
　　在日本人邀请他参加座谈会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去了。
　　周作人作品《小河》手稿
　　因为这件事，周作人沦为文化汉奸的消息传遍北平大街小巷。
　　不久后，周作人就遭遇了北平锄奸队的刺杀。
　　这次刺杀行动失败了，而周作人彻底倒向了日本人一边，当上了伪华北教育督办，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化汉奸。
　　后来他有当上了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这个时候，许广平因为宣传抗日思想而被捕入狱，他冷眼旁观，没有伸出援助之手。
　　而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嫂子跟他言语上有冲突。
　　其实，在周作人担任东亚文化协会会长一职时，他营救过一些被捕的爱国人士。
　　但他没有救许广平，这或许是周海婴最为气愤的一点吧。
　　综上三种理由，周海婴在周作人临死死也无法原谅他，没有去参加他的葬礼。
　　在民族危亡的几年间，周作人的日子过得相当安逸。
　　然而只考虑个人私利，只贪图享乐，而至国家、人民于不顾，必将付出代价，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周作人也逃脱不了。
　　随着抗日战争局势的发展，日本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被赶出了中国，周作人的好日子要到头了。
　　1946年，周作人因汉奸罪而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14年。
　　已经进了监狱，周作人还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一位文人，发表了一些不该说的文字，能够多大罪？他为自己辩解，诉说自己的冤屈。
　　他坐牢一年后，便被无罪释放。而出监狱的原因可不是他自以为是的没有冤屈，他恰巧赶上了国民政府换届，一时之间和平的气氛荡漾在全中国，一些政治犯被特赦，他是被特赦的一员。
　　周作人心里清楚，他错了，他只是没有承担错误的勇气，新中国成立后，呼吸了自由的空气，他害怕再次回到逼仄的监狱。
　　为了自由，周作人给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信中重点突出了他为日本人做事期间，帮助共产党人的事迹。
　　经过审查，周作人所说属实，比较知名的是，他曾在知道李大钊女儿、女婿是地下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多次为他们做掩护，提供有用信息。
　　这时，他的好友蒋梦麟、胡适、郑振铎等人也为他说话，突显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为民族觉醒方面做的贡献。
　　组织经过全方位的考虑，取消了之前对他之前判处十年的刑罚。
　　周作人彻底松了一口气，为了不被人注意到他，提起错误的前半生，他彻底低调起来，消失在大众的视野。
　　失去地位、名利后，他的生活可以说是一地鸡毛，只能用活着来形容。当时群众对日本人的敌视态度，周家处于尴尬的地位。
　　妻子羽太信子受不了经济、地位上的巨大的落差，变得神经兮兮。有时疾病发作，狂躁、谩骂不绝，或冷眼仇视般盯着周围的人，她的这种状态令周作人倍感不快，可又无处纾解。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与羽太信子断绝夫妻关系，他的日子会好过许多，他的哥哥周建人就是那样做的。
　　周建人同样娶了日本妻子，早年也曾夫妻感情和睦，孕育了孩子。但是经历动荡后，他选择保全自己，与妻子分手，落得大义灭亲的好名号。
　　周作人没有那样做，始终对羽太信子保留一份夫妻情谊，相依为命，照顾她直到终老。
　　羽太信子的离世，让周作人倍感寂寥，他的一生，在人生道路上的错误选择，多少离不开妻子的撺掇。
　　与哥哥鲁迅决裂，留在沦陷的北平，继而成为了文化汉奸，尤其是晚年时候，哥哥周建人的儿子夺过他的枪，自杀在他面前。
　　周作人晚年时候，时常被噩梦惊醒，侄子大睁的对他控诉的眼睛，飞溅到他身上有余温的鲜血，是对他良心的拷问。若他没有选择错，昔日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星，该多么耀眼。
　　郑振铎曾叹息：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的附逆。
　　周作人在文学上的成就不可磨灭，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与哥哥鲁迅便是宣传新思想中的双星。
　　鲁迅是以新思想、新观念用白话文的语言，将复杂的观念用前线的道理讲出来，解放普通百姓的思想。
　　周作人曾一个月的时间，连续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多篇文章。尤其是《人的文学》，发出了文学改革的先声，是改革文学内容的重要宣言。
　　他对事物理解之透彻，理论研究之深刻，实属罕见。
　　后来，几十年年间的浮沉，磨灭了他的灵性，他也多出来了一份沉稳。因为有着语言方面的天赋，精通日语、古希腊语，他被授命翻译鲜有人能够胜任的希腊古典文学。
　　《希腊神话》、古希腊喜剧《财神》以及众所周知的《伊索寓言》都是周作人的翻译作品。
　　在文艺创作中，他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半生写文字，计数近千万，强半灾梨枣，重叠堆几案，用来形容他不为过。
　　特殊时期，他的往事被提及，不止失去了每月近200元的稿费，也受到不少人身攻击。为此，他两次写信请求安乐死，均未果。
　　一代文学巨匠，在1967年，被邻居发现死于家中，至死没有得到侄子周海婴的原谅，不经令人唏嘘他大起大落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