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正在老去

　　二叔步入耄耋之年后，身体大不如前，视力、听力、腿力、臂力每况愈下。听到这些，我萌发了回村看看他的念头。清明过后，天气渐渐暖和起来，我回到了阔别三十四年的故乡。
　　故乡背靠马头山，面迎桑干河，土地肥沃，水源短缺，我在村里时散居着一百多户人家。那天临近故乡时已傍晚，天气隐晦，街上行人寥寥，寂静的仿佛掉下一根针也能听得见。
　　第二天，我趁二叔熟睡之际，便独自走出家门，沿着大街小巷寻找故乡记忆中的影子。然而，任你南来北往、东走西逛，一处处院落都是陌生的，很难找到儿时的印象。脚下的路都是硬化了的水泥路面，且从彼的门前一直到此的后墙墙脚。路的两边栽着松树，家家户户经历了三四十年风雨的土墙全部被清一色红砖墙取代，过去那破乱不堪的院门都下了岗，红漆面大铁门彰显新时代的新气象。门上左右两个大福字，格外引人注目，一副吉庆和祥的模样。
　　沿着东西一条大路，过庙院往南折，我向发小拴柱家走去，碰巧他在院外站着晒太阳。
　　栓柱与我险些同年同月同日生，我仅比他早两天来到人间。常年累月和土坷垃打交道的他，刚过花甲，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几十年风吹日晒、雨淋雪冻，大大的脸盘瘦削成片状，且呈古铜色。两只眸子凹陷，满头白发凌乱，一双粗糙大手，斑斑驳驳。指关节已严重变形，指与指之间，或连体婴儿，或歪三扭四，透过指缝我看到了他四十多年的沧桑岁月是多么的艰辛！
　　拴柱和我说，他的两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且都在县城居住着，小日子过得不错，每逢年过节回来看看他们。他今年种了六十多亩地，比去年多种了十几亩。我不解地问他，怎么年纪越大种地越多呢，身体能吃得消吗？他说，现在人们种地基本上达到了半机械化，不太费力，种的地少了挣不了多少钱。拴柱一边和我聊着，一边掏出一枝白沙点着抽着，从他嘴里吐出的一团团白色烟雾把我呛得咳嗽起来，他内疚的解释道，我的烟不好，看把你呛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我连忙回应说，不是你的烟不好，而是我太不经呛了。
　　拴柱告诉我，全村的土院墙拆倒换成砖墙后，还实施了危房改造工程，共有64户，每户国家投资14万元。我说，如今咱们村就变成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了。他惋惜地说，好是好，可就是村里的地渐渐没有人耕种了，房渐渐没有人居住了。现在村里常住人口不足百人，基本上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光七八十岁的孤寡老妪就有20多个，最大的已是92岁高龄。全村满打满算共有3个青年人，遗憾的是皆为傻子。那几年是大一个往外飞一个，这几年飞光了，变成了老一个往黄土下埋一个。
　　在故乡小住的几天，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焕然一新的街道和整齐划一的院落，与荫凉下像树墩一样蹲着的老汉老妪形成的巨大反差。故乡没了活蹦乱跳的儿童，没了学校里那朗朗的读书声，没了孩子们嬉戏打闹的淘气声，没了欢乐，没了生机。故乡没了肩背上挎药箱的医生，没了白衣天使走家串户行医急促的脚步声，没了婴儿呱呱坠地的啼哭声，没了安全，没了生命。故乡像一所养老院，更像是一个老年集中营。在故乡不论你待多久，怎么也听不到欢乐的歌声，倒是时不时会听到鼓匠班子那撕心裂肺的送殡唢呐声拴柱和我透露，再种上三五年地，他也要搬到县城居住，不然孩子们不放心。再说到那时胳膊腿更差劲了，不追孩子们谁照顾日常生活呢！村子里除了危房改造，还建起不少新院落，人们告诉我说是一些在外边工作的人建的，一般是三间的格局，但不是以居住为主，而是等百年之后入土前停放遗体用。人们戏谑地称之为七天房。
　　这次回故乡并没有给我带来好心绪，故乡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外观上的村容村貌，而我以为在人们一个个苍老的容颜和孤独的内心。在故乡的进步和倒退论证上，我难以接受面对的现实，也无法作出准确的定位。临别时，拴柱对我说，到了农历七月，西瓜、香瓜都熟了，你回来尝个鲜吧！停顿了一下，他又苦笑着说，不过现在的瓜不知道咋搞的，总是没有那时候的甜香。
　　汽车渐渐地向北驶去，故乡渐行渐远。曚昽中，我的眼前展开一片水塘，那是处于故乡西北方向唯一的水域。夏天，我和小伙伴们听蛙鸣、捉蜻蜓冬日，我和小伙伴们一起溜冰车、打陀螺可是现在这些都不复存在了。
　　鲁迅先生1921年在小说《故乡》末尾写道：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今天，我想说，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世上的路是人走出来的，一旦没有人再走下去，这路便会渐渐消失殆尽，哪怕是铺好的石子路、柏油路、水泥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