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停用智能手机一年半反抗算法出门带手电筒等一堆工具

　　摘要：
　　29岁的Leon决定停止使用智能手机。从2021年3月开始，这项试验已持续一年半。
　　许多人好奇，没有智能手机，他怎么活下去呢？比如出行打车，扫健康码，以及如何即时回复工作信息等等。他一一体验并解决了这些问题。
　　Leon学生时期就读的专业叫数字社会学，研究数据的产生，获取、分析，还有人们和数字技术的关系。他不怀疑技术，也不厌恶手机。选择停用智能手机，他想反抗的是当下无孔不入的APP和贪得无厌的算法。我想找回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他说。
　　以下根据Leon的讲述和视频资料整理：
　　文李晓芳
　　编辑周航
　　Leon在朋友圈公告数字断舍离，遇急事或工作时间外，可电话或短信联系。本文均为讲述者供图
　　一切都是必要的吗？
　　手机本身没什么好坏可言，主要是你怎么样去用手机。
　　有一次我工作到特别晚，回家差不多是晚上11点了，我观察了一下地铁上周围人的表情，大家都很累，眼睛都快闭上了，整个人瘫在椅子上，但手里一定会拽着手机在那里翻。他们不一定是在回工作消息，其实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机械地划，划某条资讯，划某个公众号的文章，划视频，就是不愿意去休息。
　　我后来就在地铁上问了一个人，为什么那么累了还要不停地刷手机？他当时给了我一个答案，比起获得休息，他更看重的可能是可以自由支配下班后的时间。所以有个词叫报复性熬夜嘛。
　　我挺理解地铁上那位路人的选择的。每个人在面对情绪问题，或者是工作后的疲惫，很多时候我们的默认选项好像只有手机，因为这也是一个最便捷的选项。
　　我之前每天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不算特别长，日均4小时。但我数字不健康的症状，已经有表现了，比如通勤时我听心爱乐队的新专辑，感觉只是为了屏蔽外界声音，从来没有用心留意歌曲给了我怎样的共鸣；下班放松时，我点开YouTube订阅流，以为自己能学习些皮毛，但疲惫的我很少能消化观看的内容；我以前做科技记者，在发布会间隙可能随手刷一下信息，等红绿灯拿出手机看一个邮件，但这些举动其实从来不会给我增添任何真正的效率。
　　在所有与科技的交互中，类似高效、多任务的理念，真的是我需要的吗？每时每刻的娱乐消费、移动办公、虚拟社交和高速运转，真的必要吗？为什么科技本来是便捷生活的，我反而感觉好像更累了？
　　做这个试验也是我想问自己，我应该如何去和这些技术相处？
　　我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停用智能手机的。麻省理工计算机科学博士卡尔纽波特在他的书里介绍过数字断舍离实践，先停用生活里一切不必要的科技，一个月后，再将必要的功能逐一引回生活，谨慎判断它们的必要性。
　　我给自己设置了几条数字断舍离界限，比如除白名单内的工作软件和网页，停用电脑的其他功能；只在早晨9点和下午6点从电脑端使用10分钟微信。
　　需要说明的是，我给自己的界限，是基于几项前提设立的，首先是工作消息不具备强即时性。开始前要和亲朋好友们沟通好，这个月的联系就用电话还有短信来代替。还有要找到各种城市服务的适老化替代品，毕竟不用智能机的老人们，他们也必须能够正常生活。
　　我想强调一下，我不推荐大家都去尝试不用智能手机，因为这样做的成本是很高的，这里并不仅仅是指经济或时间成本。你如果想在脱离智能手机后顺利地生活下去，需要提前做功课，需要体验者对技术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才能弄清楚是不是有其他的技术途径可以替代智能手机。
　　所以如果没有智能手机，怎么活下去呢？
　　Leon拍摄的小区照片。
　　停用智能手机以后
　　第一个月，我确定了我是不需要出差的，这次尝试可以在我生活的城市上海展开。
　　我购买了一台美国科技公司出品的手机做替代。这台手机的设计让我非常心动，但它没有任何可玩性，不像以前的诺基亚，可能还有贪吃蛇之类的小游戏。它对我来说只能打电话发短信，偶尔当闹钟，闹钟还只能设置一个。还有一些基础的音乐播放器、地图导航、手机热点功能。
　　但熬完第一个月我就把它换了。它虽然设计很好，续航能力却不行，铃声太小，震动也很弱，我在第一个月经常漏接电话。后面就换了一台瑞士公司出品的手机，一直用到现在。
　　这些产品都被称为数字极简主义手机，它们的理念是一致的，那就是鼓励用户偶尔放下智能机，去体验身边的美好。
　　第一个月我感觉还好，跟别人聊到我不用智能手机，还会有种我好酷的感觉。而且上海的各种适老化服务确实做得不错，要外出叫车，一些老社区或地铁站前有电召出租车的信息牌，一按呼叫按钮，车就来了。我基本不叫外卖，如果一定要点，电脑上可以完成的。
　　会存在一些小问题，特别是到第二周，有些情况会很难受。比如我一个东西掉到床底下去了，家里又没手电筒，以前有智能机的时候直接打开这个功能就行，现在就会让人很头痛。
　　有一次我在楼下吃饭，最后结账提出刷卡，饭馆老板说不好意思，还没有装POS机，因为手续费好贵。我说可以付现金，结果老板说他们现金不够，没法找钱。那天我跟老板进行了一番对话，关于我为什么不用智能手机，老板就觉得很好玩。他后面就说没关系，你下次来再把钱带过来就行。
　　停用智能手机后肯定会遇到一些麻烦，但我们面对的是人而不是机器，你是可以去沟通的。
　　很多人好奇，你核酸怎么办？健康码怎么弄？我通常就是登记身份证，打印纸质核酸码。遇到特殊情况，跟人友好地沟通，最后还是得到一张臭脸，这种情况有没有？当然有，但真的很少，一年加起来可能就两到三次，我也记不清了。
　　一次我去湖南常德出差，那个地方机场很小。到了要查验核酸，我说我没有智能手机，能不能刷身份证？工作人员的回复也坦诚得很可爱，认真地跟我说，我们机场比较落后，还没有安装相关的机器，但是您可以在这个表上面填一下信息。然后给了我一张旅客信息登记卡。
　　停用智能手机的一年多里也有调整和变化。在回复工作信息上，我一开始定的是两个时间段，现在一天可能是回4到6次，但也不一定，比如有工作就需要来回沟通，也不可能为了规定不管别人。但微信这个东西现在不会对我造成影响，我不看朋友圈，完全不在乎别人发了什么。工作完，到了下班的点，我把电脑一合，它就跟我没关系了。
　　没有同事抱怨过联系不上我，因为我的手机肯定是可以联系到我的，真有紧急的事情，凌晨打我电话我也是会接的。
　　我后面还引入了第三个设备做补充：一台iPodtouch，相当于一台不能插卡的iPhone。停用智能手机，主要是麻烦别人的时候很痛苦。之前提到的一些小商家没装POS机，也没有零钱。机场、高铁出站，人工通道等着查验健康码的人很多，很多老年人聚集，我就没必要浪费工作人员时间，把手机热点打开，iPod连上，扫个码，用完就关机放回包里，也不困难。
　　去外地出差，我约车也会用上iPod。美中不足的是，它定位很不准，很多时候会需要一个辅助，就是你要用嘴去问别人自己到底在哪。这当然麻烦，会多耗费一点时间，但不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完全停用智能手机，意味着我必须选用更多实体工具弥补缺失。我出门会用到的工具包括现金、银行卡、手电筒、替代健康码的身份证、记事用的口袋笔记本，有时候还有相机等等。有人问过我，舍弃了智能机，每天带那么多东西出门，不累吗？当然累。
　　但也正是因为累，才会去思考，到底哪些工具、功能是当下的你所真正需要的。回到智能机上，那些应用当然带来了便利，但也不是所有便利，每一丝效率，都是我每时每刻所必要的。
　　Leon家中的数字极简角落，除了一盏小灯外，其他一切通电设备都不得带入其中。
　　逃离算法和信息流
　　2018年，我在丹麦读书，也进行过为期一个月的数字断舍离，停用了Facebook等软件应用，体验和国内很不同。那时，丹麦的数字化进程跟中国已经是差不多了，移动支付、缴费之类的功能都能在手机上完成。每个人都有个电子邮箱，会有一个对应的电子ID，类似于身份证。
　　我记得当时我们门口有条小路，某天出现了裂纹。然后政府会给你发一个邮件，还会寄一封信，里面就说路上的裂纹要修补一下，维修可能会持续半天左右的时间，政府计划在接下来三周内把它修好。然后请你投票，选哪天修不会影响你的正常生活。而投票可以选电子邮件回复，也可以打印出来，投递到离你最近的一个邮筒，还可以尝试去市政厅，直接将投票交给议员。
　　一个投票修路的问题，它就会给你提供除了数字化外，好多个其他选项。数字化只是他们工具中的一种，但不是唯一手段。
　　我在丹麦读的专业是数字社会学，它研究的就是人们和数字技术的关系。有天，我导师给我推荐了一本书，说是介绍中国的WeChat，他说这本书好棒。我记得那本书真贵，好小一个册子，花了我将近100欧。书里讲微信是一个超级平台，什么功能都有，用户黏性超级大。我当时看完就觉得这本书有什么特别的吗？为什么我导师推荐它？
　　然后我仔细想了一下，因为海外的大多数软件只有一个功能，它设计用来干嘛的就是只完成那一个功能。比如外卖软件，就是下单点餐，给你配送，结束了。
　　所以数字断舍离实践里，第一条停用生活里一切不必要的科技，计算机科学家卡尔纽波特给出的界定标准是，以娱乐、通知、通讯为目的，且排除后不会严重干扰生活与工作秩序的科技，都算是‘不必要的科技‘，这在国外是比较容易操作的。
　　而我们的很多主流应用都是必要科技和非必要科技的集合体，除了支付、通勤与检疫等必要功能，还会添加购物、娱乐、通讯等非必要功能。
　　我刚回国的时候，真的觉得我在手机上干一个事情好困难。我想点个外卖，软件会先给我一个开屏大广告，再送我一个红包，问你要不要再加点东西凑满减，最后结算还要问要不要开会员，就很头疼。然后外卖软件还会有直播，直播后厨卫生情况我还能理解，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在外卖软件上看一些卖货直播。
　　这还算好的。我之前用打车软件，它会问我要不要借贷？问我要不要买菜？就是毫不相干的功能可以聚集到一个APP上，所有软件都在竭尽全力地争夺手机面前的这个人。
　　我前几天去电视台参加一个节目，主持人还跟我说，手机上的各种推送、通知都可以关掉。确实可以关掉，我也知道怎么关，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怎么去关。问题的根源是这些软件的设计本身就是很不道德的，我可以解决好我的问题，但这些软件公司没有做好自己的事情，对不对？这是两码事。
　　很多人会说，软件都是这样的。但其实软件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技术的核心其实应该是以人为核心的，可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去使用技术，最后却是越来越不开心。而我选择不用智能手机，并不是怀疑前沿科技，只是我想尝试从算法，还有推荐的信息流里找回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
　　Leon使用的功能机。
　　你数字健康吗？
　　很惭愧，这一年多里，我觉得自己的时间多了，但我没有去赚更多的钱，或者专门做更多的事情。很多时候我就是什么都没有做，就是待着，享受无聊。为什么一定要干些什么？
　　在这些无聊的时光里，我尝试过很多无所谓效率、意义，甚至完成与否都不重要的活动，比如我在二手集市上花20元买了一台打字机，自己动手把它修好了；提前半小时到了机场，就看一看大家的表情，看看大家都在干嘛；或者在窗台上喂喂麻雀。
　　定期或不定期的离线、切断媒体和讯息的输入后，我发现自己会对观察周遭的人与事更有兴趣。其实每次说起这个话题我也觉得很好玩，因为听起来，周末出去散散步，和邻居聊聊天反而成了很罕见的事情。
　　前段时间我朋友跟我说，他有一天去酒吧，每个人都在谈论当时一个热门的海外政治人物，在手机上埋头看直播，全程没有面对面交流。我当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还请我朋友讲述了一下她到底干了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真的有那么多需要你关心的事吗？你关心了之后，这个事情会有进一步你想要的发展吗？
　　那该怎么评估自己的数字健康状况？可以思考两个问题：我选用的各种科技产品，真的有给我带来应有的便捷、快乐、幸福与满足感吗？数字技术给我带来以上的情绪和感受，符合我使用前的预期吗？
　　我现在的工作主要是为公司提供一些品牌策划，包括如何本地化，软件应该怎样去适配等。我们去给一家海外通讯公司做咨询类服务，这项工作里很看重的一点叫做质性分析。比如说用户去使用一个智能设备，他们有感到满足感吗？他们有感到爱吗？他们会感到幸福吗？他们会感到喜悦、快乐吗？
　　现在每个新手机发布，都会去聊自己的相机像素是多少。外卖软件会说，他们的平均配送速度比以前快多少。某个地区会说经济增长了百分之多少。这些在聊的是什么？一个数字，是一个量化的指标。但外卖配送速度比以前快50，我们就比以前幸福50吗？如果不看质性的指标，忽略人们的感受，很有可能技术发展到最后，看起来很先进，但每个人都不开心。
　　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到你的使用行为和意图，是不是匹配的？你最后有没有满足感？如果你没有感觉到，那你就是数字不健康的。它是一个非常（个人）自信的评判标准，它跟量并不是直接挂钩的。
　　但我不会去推荐别人也去尝试数字断舍离，因为每个人的职业状态都很不一样，数字不健康不是一个一刀切能解决的问题。
　　停用智能手机不会让你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社恐的人从此爱上天天和人线下交流，没有这样的灵丹妙药。
　　我本身一个比较宅的人，但过去的一年多里，我跟朋友、邻居在现实中的连接确实更紧密了。我不觉得这和我停用智能机有直接关联。如果真的要说的话，我跟他们更熟络其实是因为疫情。
　　Leon做志愿者时拍的邻居照片。
　　上海封控的时候，我去做志愿者，然后我认得了周边几乎所有人。以前每天傍晚，6点多钟，我会去买两个菠萝包，然后回家。但有一天，我就靠在小区的铁门旁边，看到门口的街道是有梧桐树的，街道上来来往往好多人，好多下班的人们，手里捧着鲜花的人们，遛狗的人们，我过去都会把他们叫做人们。
　　但那天我发现当中好多人我都认识，我都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都是在疫情期间见过的，有给我开过玩笑的人，有在我的相机面前摆过pose的人，给我讲过八卦的阿姨等等。这些都不是停用了手机后才做的。
　　我觉得停用手机只是一个契机，而且这个契机甚至不是从停止这个动作开始的，更多的是从你反思自己的生活状态，反思自己和技术的关系开始，是从反思这一刻就开始了。
　　如果真的想实验，或者觉得自己遇到了问题，大家可以先找个周末去试试，把手机放在一边，去看看没了手机你会去做什么。
　　但说实话，我下一台想换回智能手机了，因为我很清楚，现在给我一个智能手机，我大概也就是用几个生活必备功能。只是我现在没有特别喜欢的智能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