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只要不犯低级错误，中国崛起是最有希望的确定性

　　内容来源：6月10日，盛景网联、盛景嘉成举办的年度大课2022最新宏观形势下的企业战略重构。
　　分享嘉宾：贾康，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高级笔记达人ShaoY
　　轮值主编智勇责编值班编辑少将
　　第6813篇深度好文：8526字20分钟阅读
　　宏观趋势
　　笔记君说：
　　笔记侠柯洲，07月05日19：00直播已结束
　　连麦直播：再不转型升级，生意就没法做了
　　视频号
　　很多人都会关注宏观经济趋势，对于当前的经济痛点和发展难点也有不少看法。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无意间看到的某个数据、某条新闻能够解答的。
　　今天，我们就一起详细地了解一下当下现状和未来趋势，拨开迷雾，找到确定性。
　　一、当下严峻的局势
　　在推进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实现的过程中，有四个背景性的基本问题在发生影响，这些都涉及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下行的原因。
　　1。阶段转换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有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设计，前两步提前实现之后，又如愿实现了2020年全面小康这个节点性目标。
　　回到十年前的2010年，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阶段转换的节点。
　　这个阶段转换，由于客观原因必然会到来。
　　从代表性的经济增速指标GDP的年度增加幅度来看，2010年，我国在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再次出现10。6的高增长速度。
　　但是在2010年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指导方针稳字当头延续至今。
　　稳中求进成为经济工作的总基调，代表着中央在战略层面上有一个判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必然要处理好从高速状态转为中高速状态而把发展质量提高的阶段转换问题。
　　这个战略思维又进一步认识并表述为引领新常态。
　　按照世界银行的可比口径，2010年中国已经坐稳了中等收入经济体这把交椅，这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在全球200多个经济体中排名在190位之后，是垫底水平，而现在已经上升到60多位。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伴随中国黄金发展期的矛盾也开始日益凸显矛盾累积、隐患叠加。
　　简单说，可持续性受到挑战。
　　从物质生活方面来看：2010年前后，雾霾频繁笼罩很大一片国土，不止北方，还影响到了南方，甚至产生国际影响。
　　大气污染的后面还有普遍的水流污染、土壤污染，全社会越来越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中国的相关出口品在国际上遭到质疑，涉及有害物质超标等等。
　　不解决这些问题，可持续发展的愿望就会落空。
　　此外，还有人际关系上的收入分配问题。
　　当时已有学者明确抨击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甚至提到过两极分化。
　　在人均收入节节上升的同时，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却不能同步上升。从不正之风演变为高发的腐败现象，已经成为危害社会生活的严重问题。
　　不解决物和人这两个视角上所出现的问题，就会威胁到可持续发展，就无法让现代化战略继续往前推进。
　　这就是中央所希望解决的，追求高质量发展和告别粗放发展之间的阶段转换。
　　这个转换，符合其他各个民族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共性规律在这个发展水平上，要告别高速发展期经济起飞的特征，要力求迅速形成集约型发展。
　　中央判断矛盾和纠结的问题关键在于结构失衡。
　　结构问题是经济社会生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须将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作为推进现代化的主线。
　　在走向集约型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势必要牺牲一些速度，换取结构优化支持的高质量发展。
　　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要完成一个L型转换往下一竖表示经济增速下行的过程，但速度不能一降再降，必须在中高速期间拉出尾巴来，让尾巴进入一个时间越长越好的平台状态。
　　在地方、企业承受了阵痛的情况之下，我们努力优化结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2011年、2012年的增速很快降到了8以下，之后3年相对缓慢地降到7以下，2015年是6。9，但是2015年下半年一直到2018年上半年的三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速在6。76。9的区间内窄幅波动。
　　当时的L型转换似乎已经可以得到确认了。
　　2。中美关系交恶引发的贸易战等的影响
　　美国方面演变到了一个临界点，朝野空前一致认为必须遏制中国，然后贸易战开始了，并且迅速加入了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种种因素，以至于在敏感地区有擦枪走火的风险，比如南海区域。
　　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之后，整个市场预期的风向变了，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增加，经济表现为继续下行。
　　2018年的增速击穿了6。7的底线，2019年全年增速只有6。1，2019年第四季度增速落在6。0这个整数关口上。
　　3。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
　　疫情到来之后，2020年一季度中国经济的表现一落千丈，只有6。8的增速。
　　但是第二季度，在4月8日武汉解封复工复产之后，全年实现了2。3的正增长这是中国几十年来年度增速最低水平。
　　但是在全球受到疫情冲击之后，中国是当年主要经济体里唯一一个正增长的国家。
　　把2019年的6。1、2020年2。3、2021年的8。1放在一起看，看到的是大落以后又大起。
　　但实际上，可比口径应该是把2020、2021年两年的增速做一个平均处理再和2019年相比，这样得到的是5。1的两年平均增速。
　　这个增速虽然还是中高速区间内，但低于经济学界认为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
　　4。第四重因素的叠加
　　除了前述三个基本的背景性因素，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经济下行因素叠加上来，形成四重因素的叠加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正是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出的一个总结性的表述。
　　去年下半年到今年，种种不利因素、不确定性，交织在一起。
　　在这三重压力的惯性作用下，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全党全国都要聚精会神贯彻执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使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
　　今年两会确定的年度引导性增速目标是5。5，但由于3月中下旬开始出现的新一轮疫情冲击影响，这个目标目前看来很难达到。
　　在4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最高决策层明确要求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其后，国务院明确提出要不失时机、时不我待地抓住33条措施的落实以稳住经济大盘。
　　这33条措施的组合，不排除未来还有一些新的细节上的丰富和补充。
　　总体来说，现在于一季度同比增长4。8以后，要求整个经济工作要抓紧落实这些政策，在实际工作中，经过国务院的特别督导和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在二季度至少要让经济运行维持在正的区间。
　　换句话说，如果不做特别努力的话，中国二季度的经济增速很可能会再次跌入负值区间。
　　从指标上来看，中国一、二季度的增速将低于4。8，明显低于5。5的年度增速要求。
　　如果二季度能够维持正值，甚至最理想的情况下和一季度基本持平，那么上半年也只有4。74。8的水平。下半年的两个季度，必须要达到6以上的增速才能够把全年的增速上拉到5。5左右。
　　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挑战。
　　先不考虑未来是否还会有一些新的变动或调整，关键是当下在四重下行影响因素叠加之后，该怎样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六稳六保全面稳住经济的要求。
　　首先在疫情冲击最严重的上海等区域，在清零的技术路线上应做出必要的弹性优化调整，兼顾防疫和复工复产，掌握好其中的平衡点，让经济社会生活逐渐正常化。
　　要科学地承认，目前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染性明显提升，但杀伤力、重症率、致死率是明显降低的。
　　如果今年相对好地稳住经济，那么明后年乃至整个十四五规划和中央2035远景目标规划执行的未来十几年时间里，我们是要坚定不移地把整个中国经济质量提高的过程，处理为在经济增速的合理区间里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怎么办？
　　1。加深对客观规律的洞察和理解
　　在如此严峻的局面下，还要从短期的种种不确定性困扰中找到中国中长期发展的确定性。
　　如果这个确定性是大势认清大势必须基于对客观规律的深刻洞察和理解。
　　那么取势之后，加上明道精术择时这些要领，就可以落实为企业家们的生产经营战略策略组合。
　　在取势的层面上，需要先勾画一下确定性的概念我们需要看清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和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这是客观条件。
　　有了这样一个判断，就要求我们更有战略耐心，务实地把握中国发展大环境里一些实实在在的伴随我们成长的支撑力量，在实际的生产、经营、市场竞争中，倾向于长期主义，而不是短期化行为。
　　这方面的认识，也涉及中国在现代化概念下的发展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2。世界潮流的六个方面
　　我认为体现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世界潮流，可以从六方面进行概括。
　　第一个是工业化，其后有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高科技化和法治民主化。
　　中国没有别的选择。
　　改革开放，中国必须大踏步跟上时代，完成工业化。
　　目前中国的工业化，不是所谓的工业化的后期，只有某些沿海高地上有工业化后期特征，更广袤的地区里，工业化只是推进到中期或者在中期向中后期的进程中，甚至有些地方还在初期状态中。
　　总体来说，目前中国的工业化正在从中期向中后期和后期的转变过程中。
　　十九大报告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
　　我们的这个国际地位没有变，虽然中国制造业规模已经全球第一，成为世界工厂，但是大而不强的特征非常明显。
　　工业化首先是需要完成它从中期向中后期的转变过程，一方面我们确实存在短板，在很多前沿领域技不如人。另一方面，这也正同时说明我们未来的发展空间还相当可观。
　　根据全球经验，工业化会随着城镇化推进。
　　中国的真实城镇化水平，不能只看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65左右）的这个指标，要看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5左右）。
　　换句话说，14亿的中国人中大多数还没有取得城市户籍，还无法享受巿民的基本公共服务。
　　根据国际经验，实际城镇化率达到70才完成城镇化的高速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正是伴随工业化的继续发展。
　　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继续推进，可被调动的潜力、可被激发的活力合在一起，就是中国经济的韧性、成长性、回旋余地和发展后劲。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在工业化、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按照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推进市场化、国际化，拥抱全球化、以改革、开放互动，再加上高科技、信息化的新经济发展，结合五位一体的政治建设进一步推进法治化、民主化，把六大潮流合在一起。
　　未来几十年里，不论有多少短期困扰和不确定性，只要中国人不犯低级错误，最有希望和最值得争取的确定性，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
　　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多大大小小的增长极形成中心区域特征之后，城乡结合部向外推，建成新区；新的中小城镇与原来的大中城市发展为都市圈、城市群；基础设施一轮一轮建设，一轮一轮升级换代；中国的产业也经历一轮一轮升级发展，生产力布局的优化；以及一轮一轮培育人力资本。
　　从基础设施、产业升级到人力资本，所形成的需求的释放，只有以一个独特的巨国模型才能讨论和描述，这在全球是独一无二的。
　　这种巨量的需求会得到什么样的供给回应呢？
　　要依仗内循环为主体，内循环、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首先，要调动中国本土已经雄厚起来的市场潜力，提供各种有效供给。
　　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地继续在全球化的视野内，跟世界上方方面面可能的合作伙伴做生意，还要通过双循环从全球调动可能的有效供给。
　　中国虽然告别了高速增长阶段，但56的中高增速，与美欧日所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常规速度相比，仍然是高速。
　　中国这方面可观的成长性、韧性、回旋余地、潜力空间要释放出来，就需要主观方面做好自己的全套掌握，要通过主客观因素综合的、系统化的处理，全力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和平崛起，这也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对接有效供给而落到中国大地上实实在在的根本利益的体现。
　　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所要面对的外部环境挑战非常复杂，俄乌战争的爆发预示着整个世界格局将出现重大的调整和变化裂化，即裂变式的演化。
　　我们需要冷静观察，不能一味地只看到挑战和各种不利的局面，而忽视其中所蕴含的机遇。
　　3。稳经济、稳企业与处理好国际关系
　　未来，中国要处理好和美国斗而不破的双边关系以及跟全球其他方面的多边关系，理性地掌握好和平崛起的一套战略和策略的组合。
　　首先，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宏观、微观上要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央的要求扩大内需，处理好内循环为主体的、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打造。
　　在宏观方面，把新发展格局匹配上中国实际的运行状态，使增速落在合理的区间，已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疫情冲击之下，对大量的小微企业要先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必须使微观上企业能够焕发活力，实体经济要升级发展，应用种种措施投融资创新优化资金链，以及使一些核心企业、大企业、成功企业连带整个上下游的大量中小微企业一起发展供应链金融等等，特别是打造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让民营企业吃好定心丸，让企业家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我认为这样的环境建设中，使企业家精神得到弘扬，可以说是抓住所有稀缺资源中最稀缺的，是形成市场主体长期行为的重要因素，是宏微观两层面结合上要把握好的要领。
　　对于数字平台公司，应在完成整改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继续创新发展，去追赶世界前沿，带动整个发展创新的潮流。
　　当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之下，怎么优化地实现国有企业的合理定位和自己的相对优势，是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里的一个重头戏。
　　国企、民企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之路，要实现的是共存、共荣、共赢的发展，而不是走极端的谁进谁退的问题。
　　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主线，是在股份制框架之下，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所谓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他们一定会对接到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准形式股份制的发展。
　　而股份制的发展会带来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社会化的内在对应，进而克服原来的根本矛盾，实现各类企业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共同发展。
　　在这个特定时期，当下大家焦虑的肯定是如何扛过疫情这一关。
　　非常之时的非常之策，已经在2022年形成了组合拳。
　　今年看来，国务院高度重视超预期的问题，稳经济33条措施，在督导过程中已经作了新的加码。比如企业留抵退税，在1。5万亿增值税留抵退税确定后，又加码到1。64万亿。
　　4。中美关系总体上不是脱钩
　　贸易战实际上早已经成为中美之间综合的较量。
　　实际上，我们也在不断调整在这种较量中的一些代表性的表述和用语。
　　一开始说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大量事实证明，不能简单按照这样的思维处理中美关系。
　　最近几个月的定调非常清晰中美之间首先要寻求合作，合作竞争中，中国绝不脱钩。
　　我们也不再跟着美国的节奏走，不提对抗，更多强调中美之间要寻求大家认可的共同之处继续合作。
　　竞争不可回避，但是基调已明确落在斗而不破。
　　客观地看，守住中国的底线斗而不破，不脱钩是有可能性的，并且我们有争取它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至今，中美关系出现过种种不愉快，但总的来说，中美之间是互惠互利的，特别是千年之交后，美国同意中国入世，中国更出现了一轮发展的高潮。
　　在这期间，中美之间互为主要贸易伙伴，投资上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即使在贸易战打响之后，仍然有中国企业在美国追加投资，受到当地政府的热烈欢迎；也仍然有美国企业来到中国投资建厂。
　　在中美关系交恶之后，虽然在有些方面表现为脱钩，但也只是局部的脱钩，不是整体上的脱钩；在那种卡脖子的项目上，其实从来没挂上钩。
　　其他方面，极端政客所说的脱钩更多是给中国施压的表态而已。在投资领域，仍然有继续发展的空间。
　　5。中美贸易
　　再看中美贸易。
　　从贸易战开始的前两年，看到2019年年底，总体来说，中国对美国货物出口贸易规模只下降了几个点，而在2019年以后，尽管还没有见到全套的数据，但是据说中美之间的贸易更热了。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的许多订单，最后还是选择在中国下单，生产力层面决定中美关系的基本盘。
　　中美之间现在虽然有种种不愉快，甚至一些激烈的矛盾和冲突表现。但我们自己的主观努力是千方百计地防止滑入类冷战。
　　从经济的基本盘来说，有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走向全球化的时代，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会受到多边关系的制约，美国不跟中国进一步发展经贸投资，中国会跟它的盟友更热闹地发展关系，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
　　中美之间的不愉快将存在很长时间，我们的前景是在斗而不破的过程中，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摩擦中，继续缩小跟美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方面的差距。
　　目前我们在总量上已经是美国经济总量的34或者更高，但质量有必要也有希望继续提高。
　　从贸易总量看，中国已经明显超过了美国。
　　2000年中国入世之前，中国本土的贸易量大概居于全球第10位，到2017年成为全球第一，超出美国14以上，最新的数据是超过美国25以上的贸易额，这个差距可能还会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这个情况与美国极端政客的脱钩主张和广大市场主体实际选择的反差非常明显，会倒逼美国的决策层调整它对中国高关税施压的政策。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6。美联储的加息与缩表
　　美国在经济方面复工复产表现较好之后，现在头疼的是通胀。
　　今年5月4日的加息是5个月以来的第一次加息50个基点，也是2006年以来首次连续两次会议都出台加息措施，而且加息幅度是今年3月加息幅度的2倍，符合市场共识和预期，而且预计年内美联储可能还会有3次加息。
　　美联储加息的同时，也在缩表。
　　缩表是美联储缩减资产和负债的一种措施通过抛售资产、收回资金将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同步减少，来达到调控货币政策的作用。
　　缩表会使流通的美元减少，是紧缩货币政策的一个具体措施，也是和加息形成呼应的一种收缩性措施。
　　操作上，缩表通常是买入短期债券卖出长期债券，对各个经济体都有影响。
　　总体来说，对中国的股市是利空的，很多资金会被吸引到美国市场上去，因为美国的利息更高了。
　　所以近来人民币相对于美元一直有贬值的压力。
　　前一段时间，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幅度已经超过了5，这对国内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的出口是利好的，提升了出口的竞争力。
　　在高关税的情况下，中美贸易仍然红火。
　　中美贸易在克服一些扰动因素的同时，美联储的加息缩表客观上有助于中国的出口竞争力提高。
　　如果你恰好在相关对美出口贸易的行业中，那就要特别具体地定制自己的操作方案，怎么把握这样的机遇，在结构上怎么处理。
　　美联储在6月3日发布的研报中，着重探讨加息缩表在结束量化宽松方面的可替代性，其中应用了FRBUS模型，预测在未来几年里，美联储将会把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减少约2。5万亿美元，相当于政策上把利率持续上调50个基点多一点。
　　（注FRBUS模型是美国经济的大规模估计一般均衡模型，由美联储委员会开发，自1996年以来一直用于预测、政策选择分析和研究项目。）
　　不过，这一估计毕竟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7。回到中国本身，做好自己的事情
　　看美国的一些变化，我们应该既看到不利的方面，也要看到有利的方面，化危为机，努力掌握一些特别的要领。
　　要高度重视跟上新技术革命发展的大潮。
　　新经济新基建
　　新经济的挑战，引出了新基建给数字经济平台和数字经济发展做更好的硬件支撑，并且意图是追赶世界的前沿水平。
　　新基建可以在扩大内需方面解一些燃眉之急，同时它也会助力打造新经济，形成长期发展的后劲，支持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继续有高质量的发展。
　　在新基建中，民营企业和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非常有用武之地的，很多新区域的建设和一些综合连片开发，必然需要政府以少量的钱引导大量民间资本进入。
　　而且很多新基建对应的数字中心、人工智能中心等等，就是民营企业冲在最前沿。
　　支持数字化平台公司完成整改之后，新基建怎么样进一步更好地发展？
　　我们要认识数字经济平台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的全景，在做出纠偏之后更坚定不移地让它们健康地实现长期发展。
　　地方政府层面要守正出奇，在自己的辖区形成新经济新基建发展和老基建传统经济共同发展的高水平定制化解决方案。
　　如果要使数字经济的产业化产业经济的数字化的融合，落到更多制造业、服务业领域，我们该怎么做？
　　中国现在的市场主体约1。5亿，其中绝大多数是以小微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而他们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是56789，已经远超过50，甚至还在持续上升。
　　三条自主投资的路径
　　具体来看，这些市场主体的自主投资有三条路径：
　　一是以资本积累支持的创业发展中扩大再生产；
　　二是资本金加间接融资；
　　三是上市、发债直接融资。
　　老干妈是典型的第一类企业。它的产品卖得好，坚持不赊账，就有源源不断的现金流进来，滚雪球似地扩大再生产，还走向了国际市场。
　　但更多的企业不能简单复制这种方式，必须通过贷款、上市、发债或融资等途径，获得足够的资金才能跨过瓶颈期的考验。
　　三类实体投资
　　实体经济方面，可大体区分三大类：
　　第一，顺应国家政策倾斜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绿色低碳经济的发展。
　　国家有明确的政策倾斜，支持绿色经济、低碳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个领域里的市场主体应该积极地向自己所在行政区域的政府管理部门，报上自己的全套信息，要求政府管理部门兑现相应的支持政策。
　　第二，硅谷式前沿创业创新中互联网加为代表的高新科技的发展。
　　高科技创新企业主要依靠风投、创投、天使投的支持。
　　在初始阶段，欧洲和中国也有一些政府安排的孵化器、产业园区和产业引导基金，会给予一些特定的政府支持。
　　第三，一般竞争领域内的创新升级。
　　总体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
　　要往前升级发展，改变大而不强的局面，一定要以制度创新为龙头，带出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三层创新一起，以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新的动能，实现升级版的发展。
　　全球玩具市场上已有85左右的产品都来自于中国，特别是珠三角东莞一带。但中国却没有自己本土叫得响的玩具品牌。
　　苹果手机在中国有大规模的加工厂区，供货高峰期有几十万人在厂区里三班倒、连轴转地生产。虽然有非常宝贵的GDP、税收，特别是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等等，但我们仍然处于反映全球价值链的微笑曲线中部位置，即收益的低端。
　　要想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发展，突破上下的夹击，打出一片新天地，必须要抓住三层创新从制度创新到科技创新到管理创新，合力破局。
　　无论什么样的投资，从最基本的规律性来说：
　　第一，它必须适合人群的需要，要能够给他们提供有效供给。供给侧创新还能够创造并引领需求。
　　第二，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现实生活中，人群的需要可以分衣食住行，可以分老少男女，要分析他们的有效需求，从而实现有效供给。
　　贾康简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