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的二十几名御林军，为何会被日本宪兵队抓走，并施以酷刑

　　我们知道，酷刑一直以来曾长时期地伴随着各国的社会发展历程，但纵观人类酷刑中，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个国家各个时期，遭受酷州的人都是少数。像伪满洲国这样有如此广大的人群遭受酷刑，如此众多的人被酷刑折磨致死致残，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实属罕见。
　　在伪满洲国，仅发生在1943年的巴木东大检举惨案中，日伪就搜捕爱国志士662人，加上平时抓捕的共计有千余人，他们都遭到了酷刑折磨。据敌伪档案记载：巴彦、木兰、东兴等三县刑讯致死者60人，拘留中死亡者21人，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占三分之一以上。
　　日本酷刑的施用对象范围之广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凡是被他们逮捕的从事反满抗日活动的共产党员、东北抗联干部战士、国民党和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抗日义勇军首领和士兵、普通群众、苏军和外蒙古的战俘，全都是他们的用刑对象。
　　对前清、民国时期的社会政要、名流，虽然稍有顾忌，但同样用刑。对触犯他们利益尊严、意志的伪满军政人员、亲朋好友，只要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各级日本官吏不满意，同样是酷刑相加，即便是犯了罪的日本警察，也会遭到日本宪兵的酷刑拷打。
　　社会名流
　　1932年六七月间，原驻哈尔滨黑龙江省铁路交涉局总办、东省特别行政区市政管理局局长、爱国老人马忠骏，本已赋闲在家，因帮助过马占山抗日，被哈尔滨日本宪兵队逮捕，并在他家中搜出了枪支。
　　审问他时，日本宪兵说：私藏枪支、反满抗日就是死罪！马忠骏回敬道：年逾花甲，死不足惜！日寇恼羞成怒，给他用刑，用鞭子抽打他的脸和胳膊。由于查无实据，又因各方面人士联名具保，日寇只好释放了他。但同时，确定他为要视察人，并派日本特务长期住在他家，对他的一言一行都要进行监视。
　　伪满高级官吏
　　1936年3月末，在伪满兴安省省长会议上，伪满兴安北省省长凌升强烈反对日本开拓团移入内蒙地区，反对日本官吏大权独揽，反对日本关东军干涉地方政权，引起日本关东军的恼怒。凌升和他的秘书华霖泰从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回到兴安北省首府海拉尔，被驻海拉尔日本宪兵队逮捕。随后，凌升的胞弟福龄、妹夫春德等13人都遭到逮捕。
　　在狱中，他们都受到酷刑拷打，被逼承认通苏的罪行。而日本关东军给他们确定的真正罪名是以凌升为首的蒙古人搞蒙古独立。1936年4月24日上午10时，凌升、福龄、春德、华霖泰在伪新京南岭刑场被执行枪决。凌升一案表明，尽管身居省长高位，又是伪满洲国建国元勋，但只要是触怒了日本主子，等待他的就是酷刑和死亡。
　　伪满皇帝的护军
　　1937年6月27日是个星期天，伪满皇帝溥仪的二十几名御林军护军到大同公园游玩，被经常在暗中监视的日本便衣发现。通过密谋，日本关东军无事生非，蓄意寻衅，抽派一个班的士兵，由两名参谋带领，扮成游客，假装来公园游玩、结果以争游艇为由，与护军打起架来。
　　日本宪兵跟踪而至，勒令护军头目警卫处长佟济晌立即交出肇事的护军人员。佟济胸是清朝的遗老旧臣，一直追随在溥仪身边，忠心耿耿，但官大胆小，特别怕日本人，看到日本宪兵就眼睛发直，四肢瘫软起来。
　　他本来就口吃，越发急越眨眼，额头冒汗，脸颊抽搐得几乎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有唯唯听命，惶惶然把那些护军交日本宪兵带走。这些护军在宪兵队受尽各种酷刑。溥仪回忆说：护军回队后，日本宪兵队立即用大卡车把他们抓走，施以酷刑，赤体鞭打，灌凉水和辣椒水，打了之后又叫他们赤体跳舞，以为取乐，并且逼他们承认，反满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