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与白天鹅

　　作者：叶曙明
　　中国的对外开放，实际上是从建酒店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打算在全国的大城市，建几家国际水准的旅游饭店。1978年国务院成立利用侨资外资筹建旅游饭店领导小组，提出在北京、广州、上海、南京四大城市，建八家涉外宾馆，其中三家，放在广州。香港新华社受命做牵线工作。
　　1978年夏天，广东省中国旅行社经理张贵一向霍英东提出，能否在广州投资旅游业。随后，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匆匆南下，在广州与霍英东见面，希望他带一个头，在北京或广州，建一家有1000个客房的现代化大酒店。
　　廖承志邀请了一批港商到北京，包括利铭泽、霍英东、李嘉诚、冯景禧、彭国珍、胡应湘等人。邓小平会见了他们。这批富商很快达成共识，广州的三家酒店，由霍英东、彭国珍建一家（白天鹅宾馆）；李嘉诚、李兆基、郭得胜、冯景禧、胡应湘建一家（中国大酒店）；利铭泽、叶汉家族、李兆基、郭得胜、黄球建一家（花园酒店）。
　　霍英东与彭国珍合组香港维昌发展有限公司。1979年1月，广州市副市长林西率领一个领导小组到了香港，霍英东代表香港维昌，具体洽谈在广州投资兴建高级宾馆的项目。
　　当时双方还未就合作方式、宾馆规模、资金使用、承建及经营等种种细节，达成共识，但为表示诚意与决心，1979年1月23日，霍英东与广东省旅游局签订了《白天鹅投资与兴建旅馆计划意向草案》。随后，霍英东又致函梁威林副省长，表明他个人绝不计较将来利润收益之多寡，白天鹅宾馆开始经营后，他个人所分得的收益，将全部用于在国内的再投资，或捐赠给教育、医疗或其他公益事业。
　　4月5日，国务院利用侨资外资筹建旅游饭店领导小组正式下文件，批准了该项目。
　　白鹅潭
　　酒店选址，既要顾客方便，又要风水好。中国的涉外酒店，因为市内交通不方便，通常都建在火车站或友谊商店附近。但霍英东觉得，这不足让客人领略到中华文化与广州风光。旅游局在淘金坑友谊商店对面划了五万平方米的地给霍英东，但他觉得那是农民的菜地，征用以后菜价贵了，老百姓要骂他，所以不要。那块地后来用来建了花园酒店。
　　经过几天对全市的亲自观察，发现沙面河畔有一块淤塞沙滩，令霍英东眼前一亮，我认为在这里兴建宾馆最为理想。因此，要求以填河方法获得土地用来兴建，方案马上被接纳了。后来霍英东见到了叶剑英，说起他准备在沙面盖宾馆，叶剑英告诉他，那地方叫白鹅潭。
　　沙面位于广州珠江岔口的白鹅潭畔，面积只有0。3平方公里。霍英东选择这个地点，有人说，是借鉴了湄南河畔的曼谷东方酒店，但霍英东不以为然，他说，白天鹅宾馆面临珠江三江会合的白鹅潭，河面辽阔，风景特佳，比湄南河更具雄壮气派，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拆迁任务。但最大的遗憾是填掉了6000平方米的珠江河道，那时还没有什么环保意识，不是很重视水资源的保护。为了改善沙面的环境，霍英东又捐赠了300万港元，把原来英、法租界的前堤花园、皇后花园，改建为沙面公园，供市民休闲。
　　酒店初定名为鹅潭旅游宾馆，后改名为白天鹅宾馆。霍英东投了5000万港元，彭国珍投了1250万港元（1983年彭国珍病逝，霍英东把他的股份买了下来），广东省旅游局投了400万人民币。另外由白天鹅宾馆向中国银行贷了3631万美元；1982年10月，霍英东、彭国珍与白天鹅宾馆法人代表朱一明，在东方宾馆签订《合作经营白天鹅宾馆协议书》，这笔贷款也就由霍英东背起来了。
　　这份协议，引人注意之处在于，合作的甲乙双方，已不再是广东省旅游局与香港维昌，而变成了白天鹅宾馆与香港维昌。这样一来，白天鹅宾馆与香港维昌的关系，就有点含糊不清了，白天鹅宾馆到底是甲乙双方合作的一个项目，还是它本身就是合作的甲方呢？
　　但霍英东本着合作精神，并不计较。穗港双方，在澳门葡京酒店接着开会，决定由穗港建筑师各自做设计方案，择优采用。广州方案的建筑师，以佘畯南和莫伯治二人为领军人物。莫伯治是广东东莞人，一生奉献于岭南建筑艺术的研究与设计上。他的早期代表作包括白云山的山庄旅舍、双溪别墅和矿泉客舍。
　　霍英东在白天鹅工地上
　　3月19日，广州方面在华侨大厦召开设计研讨会，做出了一个折板型的方案，于3月24日送交香港征求意见。香港方面很快表示赞成。4月4日，香港建筑师带着他们设计方案到广州，他们也提出了一个折板型的方案。一下火车，就声称与广州方案不约而同，带有双方共同合作设计之意。但这时广州方面已经改了设计，另提出一个腰鼓形的方案。
　　评比会变成一场舌战。佘畯南后来回忆，经过两天激烈的论战后，腰鼓形方案具有高层建筑的基本因素而被采纳。不久，来自新加坡的丹麦建筑师，也带着一个设计方案加入评比，但交通线要通过沙面才能到宾馆，而且总体布局甚乱，未被采用。
　　霍英东参加了评比会，仔细聆听双方的争辩。他感觉到，内地建筑业对外封闭了30年，建筑师们对新事物缺乏认识，而香港建筑师对内地也不甚了解。譬如，内地设计要计算预防地震、餐厅与厨房的比例，工人宿舍、饭堂和放置单车的地方，宾馆要自己组织车队等，甚至有的部门建议在宾馆顶楼安装高射炮。由于设计工作涉及部门达30多个，所以，我认为必须由一批熟悉本地情况的内地建筑师负责设计比较合适。于是，霍英东邀请内地的建筑师到香港参观考察，开阔眼界。他们的智慧便充分发挥出来，终于设计了一间矗立如玉屏，配以飞瀑流涧、花艳草翠，堂内庭园中西合璧的白天鹅宾馆。
　　夕阳中的白天鹅（陈莉摄）
　　广州方案最终被采纳，这意味着白天鹅宾馆将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家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管理的现代大型中外合作酒店。佘畯南由衷地说：这要感谢霍英东博士的支持和霍震霆先生的帮助。
　　林西指示施工人员：要尊重建筑师的意见，凡是经总建筑师最后确定拍板的东西都不要改。当时有一条规定（不是建议），出于备战需要，凡30层以上的高楼，天台都要装高射炮。这条规定，被霍英东顶住不执行。
　　1979年7月19日，填江造地工程开始。1980年12月24日，宾馆在一片彩旗飘飘、敲锣打鼓声中，奠基开工。霍英东仍然采用承包方式，把工程包给内地的建筑公司。这幢9000万人民币造价，占地三万平方米，楼高34层、102。7米的广州第一高楼，在1981年12月27日4时30分封顶，施工时间一年零三天。
　　酒店设备与物资的采购，是一项庞杂繁琐的事情，一家酒店需要采购的东西，不下10万种，大如空调、电梯，小如专用信笺、信封、毛巾、牙刷，许多在国内无法解决，要向国外采购。霍英东把采购工作交给内地自行负责，他只从旁协助，其用意，为内地培养采购人才。
　　至于酒店的经营管理，霍英东决定完全交给中国人自己负责。1982年2月，广东省旅游局委派朱一明副局长兼任宾馆总经理。整个宾馆两千多员工，包括总经理在内，没有一个做过酒店行业，都是边干边学。霍英东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炎黄子孙有无限丰富的智慧与才能，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管理是可行的。
　　白天鹅宾馆预定在1982年10月14日，秋交会开幕前，把五层楼的200个房间，先行试业。但直到开幕这天早上，霍英东巡视酒店时，房间还没有空调，也没有热水和膳食供应。
　　霍英东邀请了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出席开业仪式，但他对任仲夷是否到场，并无把握。后来，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述一个令他引以为豪的故事：
　　14日客人快要来了，我早上巡视厨房，发现炉灶还未安好，泥头还未清理，煤气也没有，只有一塘水。当时见到一位青年主管，我对他说：今晚我已邀请任仲夷书记来宾馆吃饭，就算四菜一汤也要弄出来。原来我以为只有很少客人，开几桌就够了，结果省市来了一百多位贵宾，但出乎意料之外，开出来的不是四菜一汤，而是颇具规模的晚宴，部分营业计划终于实现。
　　任仲夷不仅来了，还即席挥毫题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白天鹅内的故乡水
　　试业成功，所有人都欢欣鼓舞。1982年11月，白天鹅宾馆董事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由董事长梁威林主持，副董事长霍英东、朱一明，董事霍震霆、崔振青、陈斌、龚恩光参加了会议。霍英东决定酒店在1983年2月6日，农历新年前正式开业。不少人都担心是否过于仓促，但霍英东却担心另外一些事情，过了农历新年，就到雨季，天气潮湿，如果再不开业，宾馆的许多物资都会沤坏。他相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宾馆一定可以按时开业。
　　到1月初，酒店的工程进度很慢，霍英东也开始有点焦急了，他索性搬到酒店，连续住了13天，亲自监督工程进度。在这13天里，据说，他没有脱过鞋子睡觉，累得筋疲力尽，脱去人形，埋下了日后癌症发作的病因。他曾以一种无奈的口吻说，胡应湘他们搞中国大酒店，利铭泽搞花园酒店，都是几个财团合作搞的，只有他搞白天鹅，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1980年代初，香港地产市道崩溃，彭国珍的嘉年地产公司亏损惨重，面临清盘，彭国珍自顾不暇，再无余力顾及国内的投资。
　　1983年2月6日，春节前一个星期，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春节放假那几天，许多市民不逛花市也跑到宾馆参观。当时所有涉外宾馆都是闲人免进的几乎所有市民都是闲人，而白天鹅宾馆开了打开门做生意的先河，成为国内第一家对市民开放的高级宾馆。
　　包括宾馆的高层管理者，都担心开放给市民进出，安全、保卫工作不好做；万一损坏了物资谁负责？光是宾馆内的地毯，一平方英尺就值10港币，能经得住那么多人乱踩吗？霍英东说：广州沙面是个很敏感的地方。以前就有所谓‘华人与狗不得人内’的历史创口：如今修了一个宾馆不让老百姓进，与当年的洋人买办有什么两样？他说，如果宾馆的物品因此被损坏了，就算到他的账内。在他的坚持之下，宾馆的大门，终于向市民打开了。
　　一时间人如潮涌，门限为穿。不计其数的市民经过那条长长的引桥，涌入白天鹅宾馆。有些人挤丢了孩子，地毯被踩坏，连马桶盖弄烂了。宾馆餐厅的洗手间一天用掉400卷厕纸，这在世界的餐厅中，恐怕也是一项纪录。这种紧张的情况，经过一个星期之后，才稍为缓解下来。
　　本文作者（左）与霍英东先生哲嗣霍震寰先生
　　当人们依然习惯于几十年不变的几分钱一个面包时，白天鹅的一杯咖啡贵得让人瞠目结舌。广州街头的云吞面，五毛钱一碗，白天鹅卖四块钱；四毛八一瓶的啤酒，宾馆内卖到两元以上。连宾馆的主管经理都不敢同意，但霍英东认为，来宾馆吃东西的人，不光是吃到了食物，也享受了优美的环境、上乘的服务，这些都是要成本的。长痛不如短痛，不改变就没有出路。
　　这是市场经济转变的必然阵痛。学者何博传宣称，他把白天鹅的贵价咖啡视为可能是全盘推翻计划经济的最早的引爆器之一。霍英东在谈到白天鹅的高消费时也说：价格影响市场，市场影响生产，这些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白天鹅宾馆还有一项对中国的银行业推动甚大的创举，就是在全国酒店中，率先使用信用卡结账。习惯现金交易的中国人，不太相信一张小小的卡片，可以代替现金。甚至连白天鹅的管理层，也多数主张等等再看，但霍英东再次力排众议，决定率先使用信用卡业务。结果，广州很多酒店都纷纷追随。
　　事实上，霍英东搞宾馆，对旧有的僵化体制，是一种正面的挑战。在员工中试行合同制，对工资奖金、商品市场试行改革，其冲击波，涉及到物价、工资和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霍英东说：有人在参观白天鹅宾馆时哭了，说走回头路。对此哪能没有犹疑？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走下去。他对体制、观念的革新，其意义较诸其他有形的贡献，尤为深远。
　　1979年，就在白天鹅宾馆开始填江施工的同时，邻近的清平路，一个占地6173平方米的农副产品市场，也鞭炮齐鸣，开张营业了。霍英东常到清平路逛逛，感受一下国内市场复苏的气氛。人气鼎盛，货如轮转，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一向认为，路通才会财通，因此，1985年，他又捐出五万美元，请广州市在沙面和清平路之间，搭建一座人行天桥，方便人们来往，让更多的人在买卖农副产品之余，可以光顾白天鹅宾馆。当年12月，一座长22米，宽2。5米的双悬臂简支钢梁结构天桥，便横跨在沙面涌上。
　　霍英东与广东省原定的合作协议，白天鹅宾馆的经营期限为15年，比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的20年少了五年，后来双方修改协议，改为20年，以示公平。2003年2月6日，白天鹅宾馆合作期满，正式收归广东省政府。
　　霍英东曾用一二三四五来概括白天鹅宾馆的成就：一马当先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落成的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二十年从1983年2月6日开业到交回给广东省，整整走过20年的光辉历程；三自它是中国第一家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管理的现代大型中外合作酒店；四门大开中国第一家敞开大门允许老百姓参观游览的高级酒店；五十佳两度蝉联全国五十佳星级酒店榜首。
　　这只振翅欲飞的白天鹅，从当年在滩涂填地上打下第一根桩，到成为总收入逾53。5亿元的世界一流酒店，霍英东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亦受过不少冤屈气，甚至有人说他当初并没有投资。然而，就霍英东个人而言，他的付出与成果，在今天来看，都是历史性的。他可以无愧无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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