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科学观吴以义科学何以成为科学

　　【编者按】9月19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收到旅美华裔科学史学者吴以义教授的一条微信：刚看到你在澎湃新闻上的‘科学教育’一文，极以为是。附上一篇旧文，是为呼应。于是，就有了今天刊发的这篇文章。这是一篇从人文角度讲科学特征的文章，是此前吴以义教授为复旦大学出版社再版其著《科学从此成为科学：牛顿的生平与工作》一书所作的序言。吴以义说，此文读到的人有限，如能转发，当是美事。
　　科学当然不是一蹴而就地出现在历史上的。究竟什么时候科学成为科学，说实在的也无法也不必作排他性的认定。《科学从此成为科学》这本书说科学自牛顿起成为科学，意在强调科学的几项基本特征至此充分展现；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有三：作为对象的自然界，理性的权威地位，以及对于科学的探索本质的认识。而对此的讨论，对牛顿的评价，则当以来自一个在科学上同牛顿相匹敌的人为上选。爱因斯坦对牛顿赞誉有加，惺惺相惜，自然值得特别的留意，而其论述也常在这三个方面。让我们作一稍微细致一些的考察。
　　科学把我们的感官所反映的自然界确立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一观念由来已久。亚里士多德就明确地说，既然我们是在寻求感觉物体的本原，既然感觉是可触的意思，而可触又是感官触及的东西，研究的对象就是这些东西。所谓研究这些东西，就是要揭发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他后来又说：显然，我们应须求取原因的知识，因为我们只能在认明一事物的基本原因后才能说知道了这事物。从这些事实说来，我们将谓万物的唯一原因就只是物质，爱因斯坦强调说，牛顿的概念体系中逻辑上的完备性就在于：一个体系中各个物体的加速度的唯一原因就是这些物体本身。
　　但是，严格界定科学研究的对象，把除了感官所提供的经验事实以外的一切全部摒弃在科学之外，并没有把牛顿的研究局限在一种狭小的视野之中。近150年在科学和技术高度发达的同时，对自然的研究也日益专门化。科学家看见的，是他所专注的一个或几个极其专门的问题，而且常常是和现实经济或政治利益紧密相关的问题，这和牛顿的时代很不一样。牛顿面对的，始终是整个自然。从星辰的运动到潮汐，从原子的吸引到丹药，从光的本质到视觉，牛顿的研究在爱因斯坦眼里，是和自然的直接的无障碍的沟通：
　　对于他，自然界是一本打开的书，一本他读起来毫不费力的书。他用来使经验材料变得有秩序的概念，仿佛是从经验本身，从他那些象摆弄玩具似的而又亲切地加以详尽描述的美丽的实验中，自动地湧溢出来一样。他把实验家、理论家、工匠和讲解能手兼于一身。
　　对于爱因斯坦来说，科学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作为一体的自然：
　　我想知道上帝是怎么创造世界的。我对这一或那一个现象无甚兴趣，对这一或那一种元素的光谱无甚兴趣，我想要知道的是上帝的想法，余皆细枝末节。
　　当牛顿和爱因斯坦面对整个自然时，他们当然不是只注视一个或几个孤立的现象或客体，科学所要求的，不是对现象或客体的孤立的描述，不是感官所提供的直接感受，而是对存在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确认。因果关系是科学地理解自然的本质特征，也是科学所孜孜追求的终极目标。爱因斯坦认为，正是牛顿，最终完成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要求：我们必须明白，在牛顿以前，并没有一个关于物理因果性的完整体系，能够表示经验世界的任何深刻特征。在牛顿以前，还没有什么实际的结果来支持那种认为物理因果关系有完整链条的信念。爱因斯坦简要地归纳了牛顿建立这种因果关系的工作：
　　牛顿设想，作用在一个物体上的力是由一切离该物体足够近的物体的位置所决定的，这种思想无疑是受了行星运动定律的启发。只有在这种观念建立起来以后，才能得到关于运动的完整的因果概念。大家都知道，牛顿怎样从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出发解决了引力问题，并且由此发现了作用在星球上的推动力和引力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以这里所简要说明的基础为根据，牛顿成功地解释了行星、卫星和彗星的运动，直至其最微末的细节，同样也解释了潮汐和地球的进动，这是无比辉煌的演绎成就。
　　他后来又补充说，
　　科学家却一心一意相信普遍的因果关系。在他看来，未来同过去一样，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必然的和确定的。
　　进一步，爱因斯坦认为，从纷繁的现象中整理出因果规律，不能单从经验中得出，而只能从理智的发明同观察到的事实两者的比较中得出。这就是理性的作用。正是理性，这种人类独有的分析能力，可以对自然材料加工，可以揭示自然现象的联系。这一人类特有的智力活动，就是科学。而这一活动的实现，有赖于两个基本的假定：一是自然界的规律确实是存在的，自然变化确为因果律所统帅；二是这种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自然现象对于人来说，或多或少，或迟或早，在本质上是可以理解的。
　　这是自然科学之所以可能的先验的认识论基础。爱因斯坦认为，这是唯一的不可理解的命题：
　　借助于思维，我们的全部感觉经验就能够整理出秩序来，这是一个使我们叹服的事实，但却是一个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的事实。可以说，世界的永久秘密就在于它的可理解性。要是没有这种可理解性，关于实在的外部世界的假设就会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爱因斯坦把这种对可理解性的先验的信心比作一种宗教：
　　你很难在造诣较深的科学家中间找到一个没有自己宗教感情的人。但是这种宗教感情同普通人的不一样。他的宗教感情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和惊奇，因为这种和谐显示出这样一种高超的理性，同它相比，人类一切有系统的思想和行动都只是它的一种微不足道的反映。
　　爱氏回忆说，在十二岁的时候他第一次读到欧氏几何关于三角形三条高交于一点的证明。它们本身虽然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可以很可靠地加以证明，以致任何怀疑似乎都不可能。这种明晰性和可靠性给我造成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印象。他以后的工作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对理性的宗教感情之上：
　　相信世界是一个有秩序的和可认识的实体，这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也是一种宗教情感。我的宗教感情就是对这种秩序的谦恭的赞赏，这一秩序在现实的一鳞半爪中显现，而这一小块现实和我们微不足道的理性正旗鼓相当。
　　所以，求得自然现象的因果解释，是科学的终极目的，而在这一追求中，理性贯穿始终。爱因斯坦对牛顿及其工作所怀有的，正是这种谦恭的赞赏：
　　想起他就要想起他的工作。牛顿第一个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可以用公式清楚表达的基础；从这个基础出发，他能用数学的思维，逻辑地、定量地演绎出范围很广的现象，并且能同经验相符合。由此，目标就达到了，天体力学这门科学也就诞生了，这门科学已无数次地为牛顿自己和他以后的人所证实。
　　在爱因斯坦看来，理论为实践所证实，是理性发展的必然。如果理性不能把我们引向正确的结果，那倒是理性所不能理解的了：
　　科学鼓励人们根据因果关系来思考和观察事物。在一切比较高级的科学工作的背后，必定有一种关于世界的合理性或者可理解性的信念，这有点像宗教的感情。同深挚的感情结合在一起的，是对经验世界显示出来的深邃的理性的坚定信仰，这就是我的上帝。
　　至此我们谈到了自然界，以及人对自然的认识。既然这种认识本质上是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单一和孤立的现象，理性所追求的这种因果关系当然就不能为感官所直接把握，就必须通过人特有的智力活动认识；这种活动为理性所指导，为理性所贯穿。而在理性的带领下对因果关系的认识，基于一种对自然和自然规律的敬畏和对人的认识能力的信心，常表现为一种从不知到知，从知之甚少到较多的过程。这一过程为科学的成果所标志，但是这一进程的本质却并非这些成果而是它们的不断更新。开普勒在讨论行星运动时曾用being和becoming来强调静止的状态和变化的过程，在这儿或可以作一不恰当的附注。如果留意科学的本质是这样一种过程，我们就不会为牛顿学术生涯中的表观不一致而困惑，事实上，他在天文学上的和炼金术和年代学方面的工作同样都是理解自然的努力。
　　由此可见，科学活动必然是一种探索。这种不断完善的过程的起点，常在对于理论的弱点和不足的深刻认识。科学理论从来不是自我封闭的。在理论成功的同时，认识到其中的弱点，恰恰为理性的下一步的追求指明方向，这就使得科学成为一种连续的，指向明确的，世代相袭的社会活动。爱因斯坦认为，牛顿理论的弱点在于绝对时空的概念，这一概念是虚幻的；在于假定力的超距作用，这一假定和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不合；还在于认定引力质量和惯性质量相等，牛顿对此没有作任何物理的解释，而《原理》定义质量的妙处恰恰在于其可操作性。不难看出，爱因斯坦所注意的，正是相对论的出发点，正是他所力图解决的问题。理论就是这样成长。作为牛顿事业的直接继承人，爱因斯坦比任何人都更加亲切地感受到牛顿的伟大：
　　牛顿的基本原理从逻辑的观点看来是如此完善，以至于检验这些原理的动力只能来自经验事实的要求。我必须强调指出，牛顿自己比他以后许多博学的科学家都更明白他的思想结构中固有的弱点。这一事实时常引起我对他的深挚的敬意，
　　值得留意的是，爱氏的敬意来自牛顿对自身理论的弱点的认识和思考。牛顿关于以太的考虑，在爱因斯坦看来，这才是一种挑战：
　　去了解牛顿想的什么，以及他为什么要干某些事，那是最重要的。比如，牛顿是怎样并且为什么提出他的以太概念的？尽管牛顿的引力理论得到了成功，他对引力概念还是不满意。牛顿所最强烈反对的是一种能够自己在空虚空间中传递的力的概念。牛顿希望用以太来把超距作用归结为接触力。这里有一个牛顿思想过程的最有趣的说法
　　因此，尽管牛顿的以太概念后来被证明不成功，但是，如果注意到科学发展的本质模式是探索，我们就不会在个别成果个别概念上纠缠：
　　本来理智每一活动的目标，就是要把奇迹转变为理智所已掌握的东西。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奇迹确实可以转变，那么我们对牛顿的才智，就只会更加钦佩。
　　惺惺相惜。在爱因斯坦看来，正是牛顿，规范了西方的思想。牛顿所树立的，是以后科学研究乃至一切学术研究的规距和典范：
　　我们觉得有必要在这样的时刻来纪念这位杰出的天才，在他以前和以后，还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地决定西方的思想、研究和实践的方向。他不仅作为某些关键性方法的发明者来说是杰出的，而且在善于运用他那时的经验材料上也是独特的，同时还对数学和物理学的详细的证明方法有惊人的创造才能。由于这些理由，他应当受到我们的最诚挚的尊敬。
　　不须解释，如果以科学的最终目标即自然界中的因果关系，科学的最高原则即理性的批判精神，以及科学的发展形态即尝试和实验的探索模式来衡量，牛顿的工作确实标志了一个时代。在牛顿诞生将近三百年的时候，爱因斯坦再次提到牛顿，深沉的眷恋溢于言表：
　　牛顿的时代早已被淡忘了，他那一代人的充满疑虑的努力和痛苦已经从我们的记忆中渐渐消失；只有少数几个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的作品留了下来，给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以欢愉和高尚。
　　但是，这种欢愉和高尚并不会自发自动地向受众转移。爱因斯坦八十年前的担忧，现在听起来竟像是近乎先知式的警告了：
　　我所以要说这些话，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为知识而尊重知识的精神，已不再像文艺复兴时代的那几个世纪时那样的强烈了。
　　的确，科学革命时代上承文艺复兴的余绪，下开启蒙运动的先河。文艺复兴的一个标志是人的兴趣极大地转向自然。在此之前，人们为了追寻上帝而诉诸自然，自然对于人而言，是上帝智慧的展示。当牛顿的工作为世人所知晓，科学革命臻于完成的时候，情形丕变，人们为了追寻自然而诉诸上帝。在这一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探索中，上帝退居原动者和最后因，而理性作为这一探索的主线，始终贯穿。当理性成为人类活动的最初动因和最后判定者时，科学就成为了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