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和体育的现代纠葛简史体育永远不止于体育

　　记者寒冰报道因为俄乌冲突升级，俄罗斯体育界遭受了来自国际体育管理机构和欧美体育界的全面制裁与抵制。曾经被写入《奥林匹克宪章》的体育与政治无关原则，面对残酷的现实，居然如此轻易地被抛诸脑后。甚至因为现代体育百余年来无处不在的政治影响，让这个原则显得更像是某种反讽。毕竟，现代体育的发展与现代国际政治和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几乎同步，竞技体育内在的双边对抗和交往性，外在的代表性天然具备政治象征，注定了现代体育和政治必然息息相关。
　　尤其是二战以后的冷战时期，竞技体育成为各国展示制度、文化等软实力的重要手段，也是急需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新兴国家刷存在感的重要方式。当然，核平衡的冷战时代，大国之间鲜有通过热战展示实力，体育对抗成为没有硝烟的战争，成为全球共识。即便是全球化的当代，体育仍然是政治外延影响力的重要手段。政治化体育，与生俱来
　　政治与体育紧密联系，相互影响，仅仅是从100多年前的现代体育发轫才开始么？答案是否定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顾拜旦先生倡导的体育与政治无关，但其实古希腊时代的古代奥运会，政治属性就已是其基本准则之一。参加奥运会的城邦代表必须证明自己的希腊文化共性，就连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一世也不能破例。此外，现代奥运会的休战原则也源于古代奥运会，斯巴达就曾因奥运会开幕前夕包围列普累安，被当时奥运会承办方伊利斯拒绝参赛。
　　进入现代以来，竞技体育尤其是大型比赛更是几乎成为带有政治色彩的舞台，某些时候甚至沦为政治工具。
　　二战前意大利人重金归化南美顶级球员，大兴土木修建体育场，创办意甲和收买裁判，用两座世界杯冠军奖杯为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粉饰贴金。1936年柏林奥运会，同样被希特勒视为向全世界展示纳粹德国影响力的舞台，最终也成为现代奥运会历史最不光彩的一幕。
　　二战结束后，冷战制造了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亚非拉诞生大量新生的民族国家，大型体育赛事是能够形式上平等展示自己的主要舞台。这一切，其实都是带着政治色彩的竞争舞台，只不过采用的形式是体育而已。
　　这样的背景下，顾拜旦式的体育与政治无关理想近乎于乌托邦式的空想。现代体育不仅更多凸显了具有政治意义的对抗性，也继承了古罗马时代体育竞技的教育功能，强调英雄主义精神和民族归属感。现代体育和现代政治由此互相作用，互相影响，前者是后者的象征并服务于后者，后者又因此投入各种资源推动前者。
　　正因为如此，二战后从奥运会到世界杯、欧洲杯乃至其他大型体育赛事，几乎处处都有政治的影子。1954年世界杯西德队依靠服用禁药击败如日中天的匈牙利队，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的官方操纵比赛，1948年到1992年的夏季奥运会，只有1960和1968年没有政治因素的抵制。1976年、1980年、1984年和1988年夏季奥运会连续4次的大规模抵制，背后都是反种族歧视和冷战背景下的政治角力。此外，1969年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之间的足球战争、前苏联退出1974年世界杯洲际预选赛在智利的次回合比赛、前南斯拉夫队因南斯拉夫内战，先后被禁止参加1992年欧洲杯和1994年世界杯、加拿大、阿根廷退出2001年美洲杯，以上无一例外，都是政治干预体育的经典案例。
　　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已经面对了现实：过去人们总说体育与政治无关，我们必须改变。准确地讲，现代竞技体育不仅是体育事件，也是政治事件，绝大多数情况下概无例外。
　　政治干扰与公平竞赛
　　公平竞赛是现代体育最重要的基本准则，但在如影随形的政治影响下，公平竞赛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能是相对而非绝对，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现代奥运会的诞生本身就是希腊摆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后，重建民族认同感的结果。环法自行车赛和巴黎达喀尔汽车拉力赛，同样对法国从近代国际政治的失败中重拾民族自信有重要意义。除了奥运会，作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运动，足球比赛的政治象征意义有同样巨大的影响力。
　　冷战时代的世界杯和欧洲杯，乃至欧冠等洲际赛事，都有着强烈的东西方阵营对抗意味。掌握现代足球舆论、规则、裁判话语权和执法权的西方，在大赛中引发的争议数不胜数。
　　世界杯在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前，从未在欧洲的东方阵营举办，欧洲杯也仅有1976年的南斯拉夫举办过唯一的一次。至于夏季奥运会，冷战结束前同样只在莫斯科举办过1次，还有多达42个国家抵制，23个国家拒绝参加。持续不断的政治抵制甚至一度几乎将夏季奥运会逼上绝路。至于1988年汉城夏季奥运会、2002年韩日世界杯和2018年冬奥会，东道主为了政治目的不择手段获取更好成绩的行为，更已经成为世界体育史无法抹去的耻辱历史。
　　尽管大多数人对体育政治化并不认同，但在现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框架下，无论现在还是不久的未来，顾拜旦式的体育脱离政治理想不可能变成现实。现代体育的发展，已经并还将继续证明了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冯克劳塞维茨的名言：体育，是另一种表现方式的政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