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视角历史考察与议程设置

　　内容摘要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围绕数字技术相关议题展开的国际关系研究已经逐渐形成了具有成长性特征的新研究方向，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就是该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参与人工智能议题的讨论始于2017年，通过系统的理论研究在2018年初步建立起议题阈的基本架构。2019年以来，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与国际战略和国别区域研究有效接轨，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新兴领域。目前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已经形成了三条稳定的参与路径，出现了学术共同体的雏形。然而，为了避免外部环境变化造成的空心化和内卷化风险，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在议题阈的哲学叙事、合理的议题选择与学术共同体构建三个方面加强议程设置，从而建立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与理论范式，更加深入地参与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益的中国视角。
　　关键词人工智能国际关系中国视角学术史议程设置
　　作者简介封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8CGJ013）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的部分观点曾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大数据国际关系研究中心2021年11月20日举办的专题学术会议上进行宣读。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叶成城副研究员对文章写作的支持和推动。感谢匿名评审专家针对文章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任何错漏由作者承担。
　　来源《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6期
　　引论
　　纵观过往数千年的科技史，人类的科技进步始终沿着两条主线前进，一是不断尝试获取更多的能量，二是以更快的速度传播信息。这两条主线的每一次跨域式发展都会造成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剧变，从而带来社会科学范式的调整。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人类科技的主要突破大多出现在信息方向，特别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随着移动互联网带来海量数据累积，人类在信息科技领域迎来了跨域式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通讯和区块链等新兴技术飞速成长，被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各个领域，使人类在短时间内步入了数字时代，从而构成当代世界最重要的时代背景。
　　面对数字时代的挑战，所有对现实问题保持密切关注的社会科学学科都需要针对新的社会变迁提出自己的解释和行动方案，特别是当这种变迁的影响已经呈现出全球性和系统性特征，并且对国家行为体的互动产生直接扰动的情况下，国际关系这个交叉学科势必要依托于自身的学科理论和研究者的创造力，对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和国际体系在数字时代将呈现怎样的演变逻辑这一关键问题提出有效回应。于是，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全球国际关系领域针对数字技术的研究迅速兴起，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与全球同行一起积极回应时代浪潮，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边界的拓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我们也要客观地认识到，当前我国国际关系领域围绕着各项前沿数字技术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不仅尚未形成主流的研究范式与稳定的学术共同体，而且对于议题领域本身的既有成果、在发展进程中可能遭遇的挑战和未来发展议程等重要问题也缺乏细致总结和深入思考，这无疑将会对该领域研究的持续稳定发展带来不小的隐患。
　　有鉴于此，笔者希望在这方面做出一些抛砖引玉的尝试。囿于文章篇幅与笔者自身的研究方向，本文将在简短介绍数字技术领域研究状况的基础上，选择人工智能议题为切入点，从学术史意义上对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参与人工智能议题的进程进行简要梳理，对中国学者参与该议题研究的路径与特点进行总结，并且希望通过系统分析，为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一种可能的议程设计。笔者深知，对于这一重要且宏大的问题阈建构而言，这种尝试恐有僭越之嫌，文章结论与观点也难免挂一漏万，但如果能够通过本文的写作促进学界同仁对人工智能及其它数字技术领域的关注，推动该领域学术共同体建设，本文也就实现了写作的意义。
　　一、国际关系学科谱系中的数字技术研究与人工智能议题
　　任何试图勾勒一个新议题阈基本轮廓的学术史建构都需要首先确定研究对象的时空位置。简而言之，就是要在时间与空间这两个关键维度上，给出研究对象的清晰定位。虽然本文研究的核心目标是人工智能议题阈的演进形态，但作为一个更宏大研究方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叙述必须要从更加宽泛的视角逐渐深入，这样才能准确地确认人工智能议题研究在整个学科谱系中的定位，从而为后续研究树立清晰的标尺。
　　（一）数字技术与国际关系学科边界的拓展
　　虽然与行为体的国际交往有关的实践活动几乎可以追溯到有记载的人类历史的起点，但作为一个独立社会科学学科的国际关系却是到了20世纪上半叶才真正出现，待到它所有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完全成型，大体上已经到了20世纪70年代。可以说，国际关系在现存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是个非常年轻的学科。正是因为年轻，整个学科并没有类似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因此，对于那种科学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导致的整个社会生产生活颠覆式变革缺少研究积累。在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论述中，科技因素基本上会被视为一个常量，作为理解和测算主要大国权力边界及国际战略的有益补充，而学科的边界被划定在理解主权国家之间，及其主权国家与国际组织、国际机制等有型实体之间互动的范畴内。这个范畴之内的众多研究内容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科的传统议题。
　　然而，在新千年来临之后，人类社会在信息科技领域开始加速发展。特别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不断迭代升级，其对世界的影响愈发深入，这也成为国际关系学科边界扩张的重要契机。借助科技进步的有利条件，国际关系学科大体上出现了两轮向新技术领域扩张边界的浪潮，这两轮浪潮相互影响，为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时代红利。
　　第一波浪潮主要指围绕着由互联网迅速普及直接造成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影响展开的国际关系研究。一方面，国际关系研究者充分运用自身在安全等议题上坚实的理论基础，结合网络空间的特点，形成了具有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新议题领域网络安全研究。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研究者积极调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直接参与到数字经济的讨论中去，为数字经济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国际视角。目前第一波浪潮的成果已经较为巩固，网络安全与数字经济主题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前沿领域。
　　第二波浪潮指的是国际关系学科围绕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成果而展开的系统研究。本轮新技术革命与互联网时代的拓展同样密不可分，正是由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人类社会在数据方面的积累出现了几何速度的提升，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各种创新型技术的诞生也有了坚实的基础。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的技术路径逐渐形成，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在数字货币的发展中应运而生，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等经历多轮曲折成长的老技术的很多理论潜能由此得以释放，世界开始由网络时代走向更广义的数字时代。第二波浪潮不仅继承了第一波浪潮的议题，而且由于各种新技术越来越深地嵌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对国家层面的政治进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于学科本身来说，本轮技术进步的成果不仅能够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议题，而且能为研究提供新的技术工具；不仅能够实现学科边界的扩展，还有可能带动整个学科研究范式的更新。很多国际关系研究者都敏锐地注意到新技术发展所蕴含的巨大潜力，从而积极投入到数字技术主题研究中，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丰硕成果。
　　21世纪前20年里，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科技进步为国际关系学科边界的拓展提供了宝贵机遇。如图1所示，在第二波浪潮的带动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内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围绕着数字技术展开的独立研究方向。它与业已成型的网络安全和数字经济研究方向存在紧密的联系，但这个正在形成中的新方向又非常清晰地展现出了自身的独特性，它具有较为明确的研究内核和多元的内在结构，并孕育着巨大的成长潜力。同时，数字技术领域的新议题与国际关系学科的传统研究方向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它不仅会借鉴传统议题的很多结论和思想，而且新技术研究的不断成熟反过来也会反哺传统研究议题，从而带动整个学科的发展。
　　（二）数字技术国际关系研究与人工智能议题
　　梳理学科边界扩展进程是我们理解数字技术对国际关系影响的第一步。这一步虽然可以确认这一领域在学科中的总体位置，但尚未触及该领域的内涵和外延。如果想要对该研究方向形成更加深入的了解，并寻找作为其重要子议题的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的具体定位，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挖掘该领域的内部结构，对其核心特征进行剖析。
　　全球数字技术的发展方兴未艾，围绕着数字技术的国际关系研究也同样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于这一新兴领域的关注始于2010年，而具有实质意义的研究大体上发轫于2014年前后，研究者首选的切入点是大数据技术。由于信息技术领域更新速度很快，新技术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因此很多后续研究者在介入该领域时并未重复初始路径，而是直接研究新的技术议题，并迅速在多个新的技术方向上累积新成果。于是，随着与数字技术相关的研究子议题不断成长，一个新的国际关系研究方向逐渐形成。
　　如图2所示，当前数字技术国际关系研究实际上是建立在多个相对独立的子议题基础上的松散的研究方向，这种结构既是议题研究自然演变的结果，又充分体现了这一议题领域自身特点。其一，数字技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具有边缘性特征。该领域的研究因为广泛指涉数字空间的研究对象，与纯粹处于现实空间的传统议题在背景、逻辑与运行规律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该领域的视角和范式具有鲜明特色。这也就意味着该领域整体上处于国际关系学科的边缘地带，并将长期维持自身的独特性。
　　其二，数字技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具有成长性特征。身处边缘地带意味着该领域的研究始终指向未知领域，而每一次成功的探索都将带来学科新的成长。该领域的研究实际上与数字技术共同成长，任何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新技术都会成为该领域的研究对象。而新技术的诞生与发展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收益同时，常常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潜在风险相伴而行。因此，通过多视角的研究对其发展风险予以提示，从社会科学视角对其发展方向给出建议甚为必要。这种重要的现实意义使得该领域的研究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在新技术革命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每一项具有重大影响的新技术，都能够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内容，赋予了该领域巨大的成长空间。
　　其三，数字技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具有严重的不均衡性特征。每一项新兴技术都具有不同的特点，每项技术与社会生产生活链接的紧密程度各不相同，对世界体系造成的现实与潜在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数字技术国际关系研究的大方向内，各个子议题各具特色，每个方向的进展差异非常大。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现状来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两个子议题的研究已经初具规模，构成了当前该议题领域的研究主线。区块链议题的讨论开始逐渐增加，发展趋势向好。量子技术的研究仅有部分成熟作品，而元宇宙议题刚刚显示出雏形，是否能够发展成为新的子议题方向尚待观察。
　　总之，从宏观层面看，由于这一研究方向中的所有研究都与信息技术科技成果密切相关，各子议题的研究进程中存在明显的相互影响关系。几乎每个子议题的研究者都或多或少地尝试进行跨议题沟通，很多研究者同时参与几个子议题的探索，主要的学科带头人也在尝试推动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因此，将其视为一个整体的研究方向顺理成章。然而，从微观层面看，该领域的研究本身都围绕着具体的技术进展展开，具有共同兴趣的研究者和研究团队逐渐会围绕着特定技术的特点、影响模式与发展路径逐步建立各具特色的理论框架和议题设置，从而形成一个个特点鲜明的子领域。每个技术子领域的内部联系相对紧密，而子领域之间的联系则相对松散。这种结构也意味着，如果我们希望全面展示中国数字技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内容，最合理的选择就是分别对每个子领域进行深入剖析。作为当前该领域最重要的两大子议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研究不仅内容充实，而且更加贴近当前该领域拓展的主线，因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目前已有优秀的研究者对我国大数据国际关系研究做了较为清晰的总结，但关于人工智能议题的总结尚存空白。因此，笔者将以人工智能议题为切入点，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围绕该议题的研究进程进行学术史梳理，对其未来发展议程加以分析，希望能为全面勾勒国际关系学科在科技维度的前沿拓展做出实质性贡献。
　　二、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参与人工智能研究：一段极简的学术史
　　即使全力追溯，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实质参与人工智能研究的起点最早只能标记在2017年。换言之，到本文撰写时为止，这个议题阈仅仅诞生不到五年时间，几乎算得上是当前国际关系学科热点议题中最年轻的一个。它的诞生与成长展现为明显的自下而上的学科自生性演化进程，学者个人的旨趣选择、期刊平台的推动和其他很多偶发因素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中国的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其背后同样具有坚实的现实动力。能够及时响应时代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诉求，构成了该领域发展的关键动力。这种短时间爆发性增长给学术史研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便利，可以使我们非常清晰地厘清议题研究的关键节点和整体趋势，让我们能够深入分析其成长路径与现存问题，并且以此为据，为人工智能议题研究的持续推进提供合理规划。
　　（一）2017年：源起
　　如果站在今天的时间点上回看，我们很可能将这些现象视为一种偶然，即国际关系学界的多位知名中青年研究者从2017年夏天开始，各自独立地选取不同的研究视角进行研究，共同启动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参与人工智能议题研究的进程。但如果将研究的时间线与本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时间线进行对照，这个时间起点的合理性就会非常清晰。
　　第三轮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出现在2010年前后，但其社会影响得以全面展现的元年实际上是2016年。2016年3月，谷歌公司策划了一次完美的市场营销，采用深度学习算法的人工智能程序阿尔法围棋（AlphaGo）战胜人类顶级棋手，攻陷了围棋这个人类智力运动的最后堡垒，也使深度学习迅速成为全球舆论焦点，掀开了人工智能商业化浪潮的序幕。2016年1012月，奥巴马政府先后颁布了三份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报告。大国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关注也使得该议题具有了现实政治意义。在2016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出人意料地战胜希拉里，成为第45任美国总统。在这次选战前后，关于各种政治势力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干预选举的流言甚嚣尘上，各种信息情报也层出不穷。于是，那些最为敏锐的分析者在2016年就开始意识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经跨越了影响人类政治生活的门槛，将在未来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影响因素。考虑到研究进程与成果发表的时间周期，我们有理由相信，至迟在2016年底或2017年初，部分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已经开始着手开展人工智能与国际关系的相关研究，他们的首批成果在2017年开始呈现在读者面前。
　　2017年7月，《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发表了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董青岭教授撰写的《机器学习与冲突预测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跨学科视角》，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参与人工智能议题研究的序幕由此拉开。在该文中，作者尝试使用机器学习开展冲突预测，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际安全研究中应用的可能性。从董青岭教授个人的学术思想轨迹来看，他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成果是其前期关于大数据国际关系研究的自然延展。但从议题本身而言，首篇作品就选择从技术维度直接切入，实际上将研究和思考的立足点设置为推动学科研究范式的调整和变革，这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整个议题阈的发展。
　　同样在2017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将人工智能定义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并对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国内政策层面的变化为国际关系学科参与人工智能研究提供了新动力。2017年8月28日，上海市社联《探索与争鸣》杂志社与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共同主办了主题为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趋势、风险与挑战的学术研讨会。作为这次会议的主办者之一，华东政法大学的高奇琦教授从2017年9月起，从多个视角出发撰写了多篇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研究文章，其中《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主义与中国》与《中国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特殊使命》两篇文章可以看作从国际关系或更广义的世界政治视角对人工智能发展问题的初步回应，也是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切入人工智能议题的探索性尝试。
　　除此之外，部分跨学科研究者也在这一时期围绕着该主题发表了与国际关系相关的研究成果。虽然在具体的研究方向和方法上有所差异，但仍然是后续研究可资借鉴的他山之石。总之，在2017年，国际关系学科在人工智能技术的研讨方面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这些数量稀少却非常宝贵的开拓性成果打开了新领域的大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议题阈的基本形态产生了影响。
　　（二）2018年：筑基
　　事实上，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特别是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颁布之后，一大批对新兴技术较为熟悉的国际关系年轻学者已经开始着手布局人工智能议题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在2018年开始逐步展现。
　　2018年1月，笔者在《外交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走向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该文成为国内学术界首篇正面阐述人工智能技术将如何影响国际关系的研究成果。笔者在文中提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对国际战略博弈、军事系统、经济结构、权力模式和思想观念等诸多领域产生深刻影响，并分别对其作用的发挥进行了初步讨论。如果从回溯的视角来看，这篇文章对于每个领域的探索都还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部分对于未来的展望也显得过于乐观。但这篇文章的发表本身具有重要的信号意义，它展现了人工智能议题与国际关系研究可能存在的广泛链接，意味着国际关系的理论和视角可以并且应当应用到方兴未艾的人工智能发展的大讨论之中。
　　2018年，人工智能议题对于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得到了学科内部的广泛认可，多家重要的学术期刊积极推动该议题的研究，极大促进了研究的进展。2018年7月，《国际观察》杂志在当年第四期策划了人工智能国际观察选题，在该主题栏目中发表了四篇人工智能主题文章，涉及国际体系、军事安全与全球治理三个方向。几乎在同一时间，《国际展望》杂志在当年第四期也围绕人工智能主题进行了选题策划，发表了四篇人工智能主题文章，涵盖战略竞争、经济格局、军事安全与恐怖主义四个主要方向。10月，《当代世界》杂志在当年第10期设置了聚焦人工智能与国际关系专题，发表三篇文章，分别指向国际关系理论、国家安全与战略决策三个方向。此外还有很多学术刊物虽然没有进行专题策划，但仍然刊发了该主题的优秀研究文章。第一批研究论文的出现为后续研究树立了可供借鉴的主题与路径。在此之后，从特定的领域切入，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对特定领域造成的深层影响，逐渐成为该议题研究的重要路径。
　　国内最早进行人工智能议题探索的两位学者也在2018年出版了与本主题相关的学术专著。董青岭的《大数据与机器学习：复杂社会的政治分析》系统阐述了如何利用机器学习工具开展社会科学研究，而高奇琦的《人工智能：驯服赛维坦》则是通过不同案例来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对未来社会的影响。这两本著作都是该议题的标志性成果，产生了很大社会影响，而他们面对人工智能议题所展现出的研究路径差异也构成了该议题阈未来形态的隐喻。
　　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中文学术刊物刊发人工智能主题的深度研究文章总数超过了20篇，出版学术专著2本，一批中青年学者投身该领域的研究，形成了学术共同体的雏形。更重要的是，由于各学术刊物高水平的组织和策划，人工智能议题的第一批研究成果虽然数量有限，但实现了对研究方向的拓展和全面覆盖，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选题重复和内容同质等问题，合理的选题逻辑也在实际上促成了议题领域基本研究框架的构建。在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围绕着人工智能议题的研究成果由2017年的点变为了2018年的线，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不仅成为国际关系学科的新边疆，而且顺利实现了议题领域筑基的关键任务，在国际关系学科中拥有了稳定的地位。
　　（三）2019年至今：提升与扩展
　　如果从研究成果的属性上分析，2018年中国国际关系人工智能研究者对于人工智能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理论层面，讨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对于世界的影响及其治理方案，完成了人工智能议题进入国际关系学科的关键一步。然而，国际关系作为一个与外交实践结合得非常紧密的学科，其研究议程会紧扣国际环境和大国关系的变迁，如果不能在现实的国际战略讨论中拥有发言权，人工智能议题就很难靠近学科发展的主流话语。因此，在理论层面的筑基完成之后，尽快与国家外交行动有机结合就成为该议题实现新一轮拓展的重要任务。
　　从外部环境来看，2018年以后国际环境同样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加强人工智能议题研究提出了更多要求。其一，世界主要大国对于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的关注不断提升，普遍将人工智能技术视为影响未来国际格局的战略性技术，并先后推出了本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围绕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竞赛初露端倪。
　　其二，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的一系列举措使中美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与信息科技前沿技术相关的问题在国际战略研究中的重要性空前提升，而人工智能技术也是其中的关键要素。2019年6月，特朗普政府颁布了《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2019年更新版》，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人工智能规则体系建构提出了系统规划，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全球科技格局和中美关系的发展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其三，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际关系各相关领域的实践应用案例逐渐披露，例如剑桥分析丑闻的披露使得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政治活动的途径有所彰显，德黑兰暗杀事件又掀开了算法战争的冰山一角。层出不穷的新案例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参与度正在持续上升，对于国际关系实践活动中人工智能因素的分析和解释变得更具意义。
　　在这种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对人工智能的讨论在保持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开始自发地向国际关系实践活动靠拢，主要表现为重量级学者加入讨论、研究内容持续扩展与研究成果的大幅增长。2019年后，中国国际关系人工智能研究进入了全面拓展的新周期。
　　2019年1月，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外交部原副部长傅莹大使在《国际政治科学》杂志上以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的身份发表题为《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初探》的学术论文。这篇文章从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两个角度深刻地论述了人工智能对国际秩序变迁的影响，提出的原则和理念也非常切合实际。但更重要的是，本文的发表意味着中国顶级战略问题专家对于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同样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并主动参与到人工智能议题的讨论中来，标志着人工智能议题研究正在从部分中青年学者的旨趣逐步向学科核心扩展。而且由于傅莹大使身兼学者与外交事务部门领导的双重身份，她的参与也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围绕人工智能议题开展国际战略研究打开了大门。从2019年开始，关于人工智能与国际关系的讨论在领域和规模上都上了一个新台阶。
　　新阶段的另一重要特征表现为，2019年以后，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别区域研究开始将人工智能议题纳入到自身的研究议程中，从讨论各国的人工智能发展状况和发展战略逐渐延伸到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国关系影响的讨论。鉴于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和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关于美国人工智能的研究成果无论从数量还是角度来看都最为丰富，产生的学术影响也最为突出。从2020年起，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等研究方向也出现了非常优秀的人工智能议题的研究成果。2020年2月，《国际关系研究》杂志从国别区域研究的视角出发，策划了人工智能专题研究，对于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人工智能发展状况及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从总体变化趋势上看，人工智能议题以及所有数字技术议题正在成为国别区域研究的新增长点，这既是相关领域研究者的主动选择，又是数字时代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
　　（四）议题阈的基本形态与潜在风险
　　迄今为止，在不足五年的成长时间里，中国国际关系领域的人工智能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不仅在研究成果方面保持高速增长，而且形成了多元化拓展路径和独立议题阈的基本形态。
　　国际关系学科围绕着人工智能议题的研究从无到有，研究成果的数量整体上增长趋势明显，且议题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非常清晰。如图3所示，根据对中国知网上专业学术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统计，即使以最宽泛标准来统计，2017年涉及人工智能内容的国际关系专业文章也不超过10篇，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直接针对人工智能问题的研究。进入2018年，随着国际关系研究者针对人工智能议题的系统研究的启动，研究成果的数量翻了一番，成果质量也有很大提升。2019年后，研究主题和路径出现明显扩展，学术论文发表数量实现了指数级增长，每年相关主题论文发表数量均保持在70篇上下。2021年仅前11个月的发表数量已经超过80篇，且仍然保持着增长的态势。2019年以来，人工智能相关议题开始成为国内多所高校国际关系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并出现了精选论文集汇编。这些特点都标志着该议题已经成为学科内较为热门的研究主题之一。随着议题研究热度的不断提升，该议题的学术共同体也在随之扩大，与大数据研究一起，构成了数字技术国际关系研究方向的核心组成部分。
　　经过近五年的发展，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大体上已经形成了三条参与人工智能议题研究的路径，并且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主题。
　　其一，客体路径，即将人工智能视为客体的研究。该路径大体上遵循国际关系研究的传统范式，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作为当前国际政治实践中新出现的现象之一，重点讨论各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状况、发展战略规划、围绕着人工智能议题形成的大国竞合关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变化等问题。该路径与国际关系传统研究方式较为契合，易于被国际关系研究者接受，容易产出研究成果。目前多数区域国别研究者和传统议题研究者都选择从这一路径参与人工智能议题研究。
　　其二，主体路径，即将人工智能作为主体的研究。该路径采取的研究思路是，将人工智能技术潜力的全面释放作为能够推动国际体系出现系统性变革的核心自变量，阐释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世界政治各个侧面呈现出的全新图景。这种研究思路的底层逻辑是以人工智能技术为突破口，搭建起科学技术与国际体系之间的解释桥梁，尝试建构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该研究路径的所有理论建构都围绕人工智能展开，从时间维度上指向可预测的未来，带有一定的前瞻性特征，不断凸显了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主体性地位。该路径是人工智能议题研究筑基阶段的主要研究路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参与人工智能议题研究也常常从该路径切入。
　　其三，方法路径，即将人工智能作为方法论工具应用于计算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该路径是当前国际关系学科涉人工智能研究中最为前沿性的探索。选择该研究路径的团队以扎实的跨学科研究能力为基础，充分释放机器学习的技术潜力，将其应用于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实现预测未来政治行为等传统研究无法实现的目标。由于该路径对研究力量的要求很高，而且在组织方面需要参考自然科学的方式，以团队协作的方式开展研究，研究难度较大。目前大体上仅有对外经贸大学大数据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复杂决策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的多个研究团队的成果比较突出。但作为当前全球社会科学的重要探索方向，方法路径未来的发展前景不可限量。新一代国际关系研究者正在该领域不懈努力，预计未来几年将有更好的成绩。
　　上述三条研究路径出现的时间点不同，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方法路径诞生最早，但由于对研究团队的基础条件有较高要求，成果数量始终有限。从2018年开始，主体路径研究成果的出现迅速吸引了行业的广泛关注，一度成为研究的主要路径。但2020年以后，人工智能议题研究迅速与国际政治实践接近，客体路径的研究逐渐成为议题阈中更多研究成果的来源，议题阈内部研究议题的排序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到目前为止，在已经问世的研究成果中，关于人工智能与安全问题的多维度讨论已经逐渐成为研究的首要热点，关于人工智能治理的相关议题位居次席，而在筑基阶段一度占据优势的关于人工智能与国际体系演变的研究和讨论虽仍然保持平稳发展，但在整个领域中所占成果比例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研究议题的此消彼长一方面显示出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践性特征与传统研究范式的强大惯性，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其余两条路径在理论和技术方面实现突破的难度。
　　然而，我们也必须要看到，在取得了长足进展的同时，人工智能这个新兴的议题阈也潜藏着很多危机与挑战。一方面，尽管只有不到五年的成长时间，但该领域研究的泡沫化倾向已经隐隐出现。如图3所示，从2018年至今，国际关系领域与人工智能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翻了三番，但具体的研究议题显然不能做到以这种比例增长，于是鱼龙混杂的情况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只要认真阅读所有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该领域的研究已经出现了一些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内容，部分研究是对热点的跟风讨论，无法触及问题的实质。没有发展的增长实际上就是内卷化的过程，如果这种趋势持续扩展，将极大地损耗该领域的声望，并且使研究失去关键的社会价值，沦为同语反复的文字游戏。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具有周期性特征。技术成长的路径从来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已经见证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多次周期变化。当前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的创建和成长是建立在深度学习所带来的人工智能第三轮高速发展浪潮的基础之上。随着深度学习算法的潜力挖掘接近极限，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同样需要新的内生动力。一旦在不久的将来，技术更新没有达到预期，人工智能发展再次陷入低潮，也不再能够获得社会的普遍关注与相关的实践案例时，又应该如何维持议题阈的持续存在？
　　事实上，对于每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来说，如何避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宿命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解决这个难题，需要相关研究领域在诞生之后，便通过合理的议题与议程设置不断巩固议题阈的内核，持续实现研究的拓展与提升，这也是当前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
　　三、构建坚实的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一项国际关系研究议程
　　所有学术史的考察都是为了理解当下的研究状态，并通过总结既有研究的优势与缺陷，探索该研究领域持续成长的最优方案。作为一个全新的议题阈，迄今为止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围绕着人工智能议题的研究都是自发和自觉的，是研究者基于自身的学理认知与人工智能技术及其社会影响进行对话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一种野蛮生长的自然状态，在议题初创期展现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然而，随着议题研究基本架构逐渐成型，这种野蛮生长状态的很多负面效应正在逐步显现。在议题阈成长进入新阶段之后，我们需要从整体议题领域的视角出发，以现有的议题阈形态为基础，设置新阶段的研究议程，从而避免内卷化风险，完成架构建设及持续发展的目标。
　　第一，明确国际关系学科与人工智能的内在纽带，展现国际关系视角在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发展中的特殊意义和不可替代性，从而坚定推动该议题的研究。人工智能是当前全球范围内的关注焦点，无论是全球资本和技术社群，还是诸多社会科学学科，都在积极参与有关人工智能问题的讨论，希望能够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发展以及治理进程中贯彻自身的理念。可以说，在人工智能议题上，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竞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关系学科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键纽带在哪里？国际关系学科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是否具有不可替代性。这两个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实际上是解决国际关系人工智能研究作为一个议题阈是否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关键问题。
　　与很多学科相比，国际关系学科对人工智能议题的关注较晚。这并非是国际关系研究者缺乏敏感性，而是因为国际关系学科的时间视野与空间视野的特征使其拣选议题的标准和条件更加苛刻，对于很多新议题的回应也会更加谨慎。
　　所谓时间视野，指的是任何学科都需要从既往到未来这无限时间轴上选取一段作为本学科开展研究的主要目标。时间视野包含定位与宽度两个要素，从位置上看，有的学科主要关注已经过去的事务，有的学科则会更热衷于展望未来；从宽度上看，有的学科倾向于无限拉长自己的研究时段，也有的学科会将研究集中在极为短暂的时段之内。作为一个实践属性很强的学科，国际关系学科的时间视野的定位聚焦于当下，而宽度的延伸也非常有限，大体上集中于对现在的国际关系能够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过去，以及可以被当下行为所塑造的短暂且可预见的未来。所谓空间视野，指的是任何学科都需要在有形的地理空间和无形的虚拟空间中寻找一个特定的范围作为本学科开展研究的边界。哲学与多数人文学科关注人的精神生活，将思想中的虚拟空间作为自已的舞台。而社会科学学科则多数会将一定的现实地理范围划作自己开展探索活动的界限。国际关系的空间视野非常宏大，在实体空间中，将地球表面所有涉国家活动的地理范围划为学科的空间视野。随着网络空间和数字空间的拓展，涉国家行为进入了新的空间维度，国际关系学科也正在据此调整自己的空间视野。宏大和扩张的空间视野与聚焦当下和短暂未来的时间视野，便是国际关系学科的独特属性。
　　一方面，这种属性意味着国际关系学科对于新议题的深度参与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新的技术创造本身并不足以让其进入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能够被纳入国际关系学科研究范畴的数字技术议题，不仅需要确保技术本身的创新性，还需要展现出对当下及未来世界体系深刻的影响，否则很难与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交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国际关系是较晚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予以回应的学科之一，因为它需要确认技术潜力的社会影响。
　　另一方面，这种属性也决定了国际关系学科与人工智能技术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对于最有潜力成为通用目的技术的人工智能来说，它的影响将是全球性和系统性的，且时间指向现在与未来。它不仅会造成国家间的力量消长，甚至有可能推动人类政治组织形态的重构，因此，其发展必然会同时受到国际体系力量与国家政策选择的严重影响。而这些内容都与国际关系的学科属性极为契合，学科的观点也必然会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中留下深刻印记。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实际上也是国际关系实现空间视野向虚拟空间扩张的关键助力，与国际关系学科自身的拓展与建构相向而行，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紧密且坚实。
　　综上所述，国际关系人工智能研究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其学科属性与前沿技术深度链接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对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发展而言，国际关系的观察视角不可替代。而对于学科而言，人工智能议题阈也绝非昙花一现，它的成长壮大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空间视野的扩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与各国同行几乎同时起步，在既有研究成果方面各擅胜场，能够进行平等对话，所以更应持续投入，坚定推进该议题阈的建设，使其成为更加成熟的研究方向，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程中注入中国智慧。
　　第二，充分挖掘现有研究路径的潜力，在理论和实践维度上推进前瞻性的议题设置，带动研究不断升级，规避内卷化风险。对于所有新兴的议题阈而言，持续产生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在互动中建立稳定且能够获得广泛接受的理论体系并形成对社会实践的直接影响，是议题阈持久稳定发展的关键。但议题设计与规划并不能凭空出现，必须要建立在现有研究路径的基础之上。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业已形成的三条研究路径实际上已经很好地反映了人工智能技术与当下国际社会多维度链接的基本状况，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该议题阈的研究提供框架性支撑，这是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的宝贵成果。但在新的发展阶段，每个维度上的研究任务都已发生了更替，议题的研究者们需要告别已经完成的使命，去拥抱新阶段的挑战。
　　一方面，在理论维度上，新阶段的研究重点应由宏大理论叙事向中观层面多领域理论建构转移，应特别加强对人工智能要素出现后，原有国际关系中观理论变化趋势的关注，以此提升对国际关系领域新案例的解释能力。在议题初创阶段，研究者在理论层面上的主要努力方向是论证关注人工智能要素的必要性，所以这一阶段的研究经常以宏大理论叙事为主，围绕着人工智能要素在国际体系内可能引发的重大变化展开叙述。经过数年的努力，这些努力取得了成功，几乎整个国际关系学界都认可了人工智能作为关键理论要素的重要价值。然而，在议题阈研究进入新阶段之后，理论维度的任务出现了明显变化。随着技术的持续发展，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与人工智能技术相关的新案例已经时有出现，这些新案例与既有国际关系理论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张力，迫切需要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因此，新阶段关于人工智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需要在中观层面展开，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案例与新趋势进行探讨。由于当前新案例数量有限，往往以偶发的形式出现，尚不足以支持全新的中层理论构建，所以当前较为适当的选择应该是集中讨论人工智能要素对既有理论的冲击和影响。例如，围绕近两年来多次出现的由致命性自主武器执行的政治暗杀行动，研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威慑理论可能出现的新变化。再比如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全球核威慑理论的影响等等。基于弱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特点，当前人工智能参与的国际关系活动必然是领域性的，在安全领域的新案例出现的概率较高，相关研究可以首先从安全方面展开，以下沉的视角搭建起新技术与国际关系实践之间的桥梁。
　　另一方面，在实践维度上，新阶段的研究重点有二，即既要推动人工智能研究进一步嵌入区域国别研究议程，又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案。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最终影响都会落实到国家和地区层面，关于人工智能的国际关系研究也必须与区域国别形成交集才能够使研究的影响实际落地。在议题初创阶段，区域国别研究对人工智能议题的关注主要表现在不同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状况、自主武器系统的发展与军事理论准备等方面，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人工智能研究的扩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进入新阶段之后，人工智能研究需要进一步提升，相关研究应逐渐从一国扩展到多国，从局部向整体延伸。应尝试通过多区域协同研究，逐步勾勒出具有国际关系学科特点的全球人工智能格局，将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展开的战略竞合内容融入其中，总结出未来全球范围内的格局演变趋势。这些研究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区域国别研究的研究议程。作为国际关系实践性特征的反映，国际关系研究者还应该积极参与到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讨论中来，主动塑造人工智能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国学者应该在综合分析和比较各国治理需求的基础上，表达发展中国家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看法，通过广泛的对话凝聚共识，逐步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方案，并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这将是新阶段该议题研究在实践维度上的重要任务。
　　除此之外，充分利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深度参与计算社会科学研究仍将是新阶段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的关键组成部分，展现着该议题阈的前沿方向。可喜的是，近年来很多研究机构都建立了与之相关的实验室或其他形式的研究平台，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更加丰硕的成果。
　　第三，推进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方向的学术共同体建构。共同议题的研究者往往会因为相近的研究内容而相互吸引，形成一个有形或者无形的团体，这是由科学研究的内在特点决定的。过去的五年时间里，参与人工智能主题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已经通过学术论文、学术会议或其他各种形式的交往，隐隐地形成了共同体的雏形。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有必要进一步推进这种纽带关系，以更加正式的形式建立起稳定的学术共同体，通过建立全国和地方性学术组织，打造学术共同体的核心平台。这不仅有助于这个新兴的议题领域建立起共同的身份认同，更便于对议题阈的成长进行顶层设计。稳定的学术共同体有助于填补教学的短板，为议题阈的持续发展注入关键动力。在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人才培养体系中，数字技术研究方向是缺位的，这对于研究的可持续成长极为不利。学术共同体的确立有助于填补教学方面的空白，根据数字技术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在需求设计完整的课程体系，并撰写相关课程的教科书。稳定的学术共同体有助于相关学术发表平台的建立，根据该议题阈自身成长的阶段性特点筛选和发表研究成果。同时，稳定的学术共同体还能够更好地吸引和获取资源，可以根据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设立相关研究课题，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引导研究方向。它还能够与实务部门建立更加直接和紧密的联系，加快研究成果的转化速度，为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提供助力。
　　四、建构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视角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谈到的那样，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目标大体上都可以归纳为两个，一是解释世界，二是改变世界。但无论选择哪条路径，最终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以敏锐的观察和科学的方法对时代所出现的变化轨迹给予清晰阐述，或对其原因及未来前进的方向提出合理且自洽的解释，或以此为基准校正行为体的行动逻辑并建构符合时代要求的世界体系，二者都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天赋使命。在今天这样一个科技高速进步的时代，这种使命最为明确的现实映射就是对前沿科技的社会影响给予充分关注与回应。
　　作为当代信息科技前沿成果的代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影响力的释放充分显示了数字时代科技变革与国际体系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人工智能技术的潜能将会深刻改变国际体系的内容与运行逻辑，而既有国际关系的运行轨迹和治理思路同样会塑造当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方向与目标。这种复杂的互构关系意味着，我们所有关于当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问题的讨论，都是在塑造和构建人类社会的未来。
　　因此，当代国际关系研究者实际上肩负着时代赋予的双重使命，一是要对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进步给世界带来的新现象、新规律和新趋势给出准确判断，并对国际体系的演进给予清晰的解释；二是要在预判风险和凝聚共识的基础上，充分调动人类社会的全部智慧，塑造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从而为人类社会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当代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关于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观点凝结了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智慧，可以反映出非西方国家对于新技术条件下国际体系构造的普遍诉求，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高度关注前沿科技的进展，对人工智能与国际关系的纽带关系给予充分重视，通过近五年的研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和经验，新的学术共同体正在逐步形成。笔者坚信，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导下，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建构起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与理论范式，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建设，助力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益的中国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