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八大汉奸的结局，一个比一个可怜可笑

　　不管是哪朝哪代，只要是权力的中心，周围总会围绕着一些蝇营狗苟之辈。
　　他们费尽心思爬上高位，所做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升官发财，置家国前途和百姓安危于不顾。
　　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有这样汉奸，为了一己私欲出卖祖国、残害共产党人，抗战胜利后，八大汉奸的结局，一个比一个可怜可笑。
　　汪伪政权：汉奸卖国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我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高潮，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而就在这时，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批投降分子，却一步一步走上了通敌叛国之路。
　　当时，日本希望能够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希望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的目的，一方面迅速以军事进攻占领武汉，另一方面则加强政治诱降活动，分裂国民党。
　　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战意识，很显然，国民政府的高层中，意志不坚定的汪精卫便是日本人狩猎的目标。
　　最开始，他们利用低调俱乐部和艺文研究会做掩护，汪精卫和周佛海等人隐藏在这层保护皮之下极力渲染悲观的抗日气氛，甚至散步亡国论调，最不可饶恕的是他们还鼓吹投降主义，并且通过高宗武等人与日本人秘密联系。
　　1938年10月，在广州、武汉等地相继沦陷之后，汪精卫的汉奸集团甚至开始公开媚日，掀起所谓的和平运动两个月后，汪精卫等人叛逃重庆，由重庆转道河内，并且发表了抗日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叛国电报艳电。
　　在艳电中，汪精卫表示他支持对日妥协的政策，汪精卫集团也成为了公开的汉奸卖国集团。
　　1939年4月底，汪精卫离开河内，乘坐日轮北光丸号于5月初到达上海，为了祈求日本主子的允许，满足其建立伪中央政府的野心，汪精卫和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在影佐的陪同下到达日本。
　　此次赴日，汪精卫与日本首相平沼、前首相近卫等人会谈，这年六月，日本在五相会议上确定了《中国新政府树立方针》，决定建立中央新政府。
　　不久之后，主持召开了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汪精卫为总裁、组织国民党中央党部，修改党章，并于当年9月成立了为中央党部。
　　1940年3月，在日本人的策划之下，汪精卫等新老汉奸在南京举行了伪中央政治会议，会议上决定以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主席，林森就任之前，由汪精卫代理。
　　林森
　　此伪国民政府实汉奸政权下辖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分别由汪精卫、陈公博、温宗尧、王揖唐、梁鸿志任委员长。
　　3月30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汉奸集团，在南京举行所谓的国民政府还都宣誓仪式，正式建立了汪伪政权。
　　当时以为自己将平步青云、风光无限，踩着同胞尸体上位的那群汉奸们没有想到，马上就会迎来他们的末日，汪伪汉奸集团的八大汉奸将会为他们的叛国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八大汉奸的末日
　　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的主张，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之下，国民政府终于做出了惩治汉奸的决定。
　　然而，早在这个决定公布之前的前一年，1944年11月10日，国民党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汪精卫就在日本名古屋去世。
　　当年3月，汪精卫渡海前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厦附属医院治疗他的多发性骨髓肿，病情已经到了极其恶化的地步。
　　当时盟军已经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胜利，日本的败局几乎只差一个宣告，汪精卫自知翻身无望，十月时，在名古屋帝国大厦附属医院写下了《最后之心情》遗书。
　　11月，美军的战斗机攻入日本名古屋，实行全城轰炸，日本警方将汪精卫抬入地下防空室，当时天寒地冻，汪精卫的病情持续恶化，进入地下防空室不足两天，他就因高热不退抢救无效死亡。
　　汪精卫因病侥幸逃脱了国民对于汉奸的审判，但其他几位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周佛海是汪伪政权的第二号人物，他本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却在几年内动摇了信仰，背叛了中国共产党。
　　在日上学时，他日思夜想的不是回国参加革命活动，而是怎样获得高薪。
　　所以，1924年4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向他抛出月俸200大洋的高薪橄榄枝时，周佛海想也没想便攀了上去，同时，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聘他为广东大学教授，月俸240大洋。
　　邹鲁
　　此后，周佛海对戴季陶和邹鲁二人感恩戴德，并于1924年秋天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头也不回地转入了我党的对立面，并且开始积极反共，还因此投入蒋介石幕下，为反对中共，残害共产党人献计献策。
　　他一直认为，中国人中国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件能和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也许会崩溃，但是中国崩溃在前。
　　所以，他轻易便开始依附起主张投降日本的汪精卫，弃蒋投汪，并且在他们筹划成立汪伪政府时，周佛海起到了很重要的参谋作用，其中许多条建议都被汪精卫采纳，周佛海因此感到十分自豪。
　　在汪伪政权中，除了汪精卫以外，周佛海是最有实权的人。
　　他虽然担任的是行政院副院长，职位不如陈公博，但是实权却不在他之下，因为他还兼任财政部部长，掌握着财政经济大权。
　　陈公博
　　不仅如此，汪伪政权的特务机构、警察机构也握在他的手中。
　　一直以来，周佛海积极参与汪伪政权勾结日寇，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卖国条约，还被日本天皇授予了一等旭日大绶章。
　　正当他沉浸在依附日本走上权力顶端的美梦时，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作为墙头草的周佛海深知日本大势已去，16日晚便挂出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的牌子，声称自己要效忠蒋介石。
　　谁知这个马屁确实是拍到了点子上，蒋介石果真开始启用周佛海。
　　但是国民对于周佛海曾经投靠日本的所作所为是十分清楚的，对于蒋介石现在包庇甚至重用这个大汉奸的行为表示强烈的谴责。
　　民众严惩周佛海的呼声实在太高，蒋介石还想靠拉拢民心与共产党对抗，于是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周佛海的处置。
　　当年的9月30日，周佛海搭上了去重庆的飞机，打算先到重庆避避风头。
　　为此，他还装模作样写了一封悔过书呈给蒋介石，而且他深信戴笠会在蒋介石面前保他，谁知不久之后戴笠便因为飞机失事命丧黄泉，周佛海彻底失去保护伞。
　　戴笠死后，中共中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的各个文化团体以及社会人士不断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蒋介石包庇大汉奸的行为，迫于舆论，这次蒋介石无法再让周佛海躲下去了，更何况戴笠不在，根本无人能到蒋介石面前为他求情。
　　不久，军统局奉蒋介石之命逮捕周佛海，1946年9月20日，最高法院对周佛海进行了审讯。
　　为了逃脱罪名，周佛海花了重金请当时很有名的三位大律师，并且对自己策划投日的一系列活动全都矢口否认。
　　为此，他还拉蒋介石下水，说自己曾经找过蒋介石自首，表明自己是在为重庆方面做事，周佛海本以为搬出蒋介石能救自己一命，谁知是加速了自己的死亡。
　　他这个指控无疑是在说蒋介石在抗日期间与汉奸来往，蒋介石最忌讳的就是这个，11月7日，最高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
　　周佛海当然不可能就此罢休，在第一次被宣判死刑到1947年2月被改判无期徒刑，周佛海使劲了浑身解数，妄想逃出生天。
　　被判无期徒刑之后，周佛海的心脏病日益严重，在监狱里被病痛折磨了近一年，常常夜不能寐。
　　1948年2月28日，这个心肠歹毒的大汉奸终于因为心脏病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结束了他肮脏的生命。
　　汪伪政府的第三号汉奸人物便是陈公博。
　　陈公博1890年出生在广州的一个官宦家庭当中，1921年他亦出席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周佛海一样，赴外留学过后，陈公博脱离了中共组织。
　　1925年回到广州担任教授，后在廖仲恺的推荐下加入国民党，逐渐变成汪精卫的心腹，残酷镇压了广州起义。
　　1945年抗争胜利之后，陈公博先是叛逃日本，藏匿在京都郊外的金阁寺，但是天网恢恢，就算他躲到外国，也无法逃脱全国人民对汉奸的审判。
　　当年10月3日，陈公博被引渡回国，第二年3月初，陈公博被押送到了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准备交给司法部门开启正式的审判。
　　为了让自己免于一死，他曾经花了大价钱托当时的看守给蒋介石寄了一封名为《致蒋先生书》的两万字长信。
　　谁知这封信因为毛人凤的从中作梗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效果，4月5日，陈公博被押送至了江苏省高等法院审判庭。
　　在庭上，陈公博拿出《八年回忆》对指控他的罪名进行一一反驳，光答辩稿便念了两个小时。
　　这次审判虽然没有如愿判处陈公博死刑，但是几天之后，江苏省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在庭上，孙鸿霖审判长宣读了判决书：
　　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
　　两个月后，陈公博被执行死刑。
　　汪伪政权的第四号汉奸褚民谊几乎是和陈公博同一时间被捕的。
　　褚民谊
　　1946年4月15日中午十二点，江苏省高等法院审判褚民谊一案首次开庭。
　　褚民谊于1939年加入汪伪集团，曾经担任过外交部部长、广东省省长等重要职位，可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汉奸。
　　被押送去审判的路上，褚民谊端的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还不时向街头围观的人群招手：明天还有一场呢！
　　在审判庭上，褚民谊也是满嘴跑火车，说自己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以前数次求死不成，如今和平运动已完成，可以一死，正好追随汪先生于九泉，再说无期徒刑要吃囚粮，穿囚衣，太不经济。
　　他嘴上说着自己不怕死，听到自己被判处死刑之后脸都吓白了。
　　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不停上诉，还曾经让妻子去见蒋介石，求蒋介石救自己一命。
　　但不管他怎么挣扎，汉奸被处死的命运都不会改变，8月15日，最高法院否定了江苏高等法院准予褚民谊再审的申请。
　　8月底，褚民谊在法警的押送下走向刑场，一枪结束了生命。
　　曾经在汪伪政府担任监察院长兼伪中央政府委员会委员、伪立法院院长的梁鸿志也是一个大汉奸。
　　梁鸿志
　　在陈公博被处死之后，身在狱中的梁鸿志很快便听到了消息，当时他已经被吓得饭都吃不下了。
　　谁知没过几日与他关在一起的陈日平也被拉出去判了刑。
　　陈日平是汪伪政府中地位不算高的人，只是《新闻报》的副社长，都未参与过重大的政治活动，但也被判了无期徒刑。
　　梁鸿志有预感自己这次可能逃不掉了，但他还是不愿认罪。
　　当法庭开始审理他的案件时，梁鸿志一口咬定自己曾经在抗战期间通过地下人员向重庆提供过情报，当时国民党的行政院长孔祥熙也派了人手持自己的亲笔信出庭为梁鸿志作证，因为这些人的帮助，梁鸿志心中暗藏着一丝侥幸。
　　在经过20日的等待后，梁鸿志迎来了自己的命运，法院宣告判处他死刑。
　　7月初，梁鸿志便开始不停向南京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但都被一一驳回。
　　11月9日一早，提篮桥监狱的法警便压着梁鸿志赶赴法场，开了两枪之后，梁鸿志应声倒地，子弹从他的脑后直贯而进，又从口腔穿出，击落了他的两颗门牙，他也就此结束了充满罪孽的生命。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马超军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南京市的市长，他一到南京便命周学昌交出伪市政府的财政权柄，当月的26日，周学昌被捕囚禁在宁海路首都高等法院看守所。
　　周学昌
　　在看守所里周学昌也不安分，拿了四百万贿赂宁海路看守所的所长张滨，让他把自己的小妾杨曦晨送进来陪自己。
　　周学昌本以为自己靠着金钱能在狱中有着优待和天堂般的享受，谁知道这件事很快就被发现了。
　　那天首都高等法院前往看守所查夜，突然听到年轻女子的嬉笑声，走近一看谁知是周学昌和一个女子在搂搂抱抱，高等法院的人当即震怒不已，决定回去禀报彻查此事。
　　经过四个月的审理，周学昌的小妾因贿赂官员被判一年，张滨被判十年，周学昌也在10月19日因为通敌叛国罪被判处死刑。
　　谁知却一直没有执行，虽然不断上诉，但也没改变原判，1949年1月份，周学昌被移交到了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三年后因为肺病死在监狱里。
　　命运的齿轮不会因为奸人的挣扎而停住，大汉奸丁默邨也迎来了他的末日。
　　丁默邨
　　丁默邨在汪伪政权初建时担任了社会部的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也和周佛海一样为自己找到了下家戴笠。
　　本以为在戴笠的帮助下他能顺利摆脱汪伪政府，在抗战胜利后转投蒋介石的麾下，谁知戴笠却早早丢了性命，丁默邨也因此没有逃脱命运的审判。
　　被捕后，丁默邨很快便被拉去审判，据江苏高等法院的审讯，列出丁默邨的罪行包括但不限于杀害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庭长；还曾发表文章主张与日本并肩作战，消灭英军和美军；印制大量媚敌宣传品、组织物资运销管理处供给敌伪等数十条。
　　这一条条罪状甩到丁默邨脸上时，一向奸诈，巧舌如簧的他也不知道怎么为自己开脱。
　　1947年7月5日，丁默邨在法警的押送下前往刑场，谁是还没走出第一道狱门，丁默邨已经脚底发软，需要法警架着他。
　　走到第二道狱门时，丁默邨已经神志不清，连路都走不动，为了避免他再耍花招，法警未等将他押送到刑场便对着他的脑门开了一枪，了却了这个大汉奸的性命。
　　1945年10月22日，历任汪伪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特派员、汪伪治理运河工程局局长等职务的大汉奸殷汝耕被捕。
　　殷汝耕
　　不久后，他与华北方面的十四名汉奸被押送至南京。
　　第二年的6月15日，首都高等法院对殷汝耕发起审判，检察官当庭念了殷汝耕的种种罪行。
　　第一，成立冀东伪政权，自任委员长；第二，任命日本人开采长城煤铁等矿，强迫百姓出卖柳江煤矿；第三，命令保安队归日军指挥作战；第五，改编教科书本，灌输青年亲日思想
　　凡此种种，一共有七条。
　　针对这些罪行，殷汝耕不断辩解，还说自己对国家不但无罪，反而有功，他信誓旦旦地说：
　　我在冀东成立防共自治政府，表面上是脱离中央与日本合作，实际上冀东自治完全出于自动，故一切不愿受日方干涉，且处处维持主权，不甘为其傀儡，对其要求，莫不据理力争，不肯迁就轻让。因此，我与宋哲元之第二十九军实是一致的。
　　对于他的狡辩，时任国防部次长的秦德纯曾经致函法院驳斥。
　　但是不管几轮庭审，殷汝耕都一口咬定自己没有通敌叛国。
　　如果狡辩能使黑的变成白的，那么这个世界就不会有法律的存在，1947年3月，在驳回了殷汝耕的几轮上诉之后，还是决定维持原判，判处殷汝耕死刑。
　　1947年12月1日上午，典狱长令狱警将殷汝耕提至老虎桥监狱，执行死刑，殷汝耕终于毙命。
　　日本投降之后，汪伪政府第八大汉奸，时任汪伪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会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的王揖唐被捕。
　　王揖唐
　　后来在监狱关了半年，本以为拖一拖自己就能逃出生天的王揖唐，没有想到居然等来了一张河北高等法院的起诉书。
　　上面列了王揖唐的十二条罪状，包括但不限于倡演敌伪提携，建设东亚新秩序，领导所属公务员及民众通敌叛国；五次举行治安强化运动，意在消灭我地下党之活动、残民不计其数等重罪。
　　王揖唐深知自己无法狡辩，于是干脆打了个不管怎么问闭口不言的主意。
　　五月份，王揖唐还裹着被子躺在床上，被四名法警抬到被告席上，不管问什么，王揖唐都是嗯嗯啊啊地简短回复。
　　证据确凿，岂是他想要蒙混过关就能不被审判的。
　　但是王揖唐确实贼心不死，利用自己的人脉在外面热火朝天地运作，这罪行一拖就被他拖了两年。
　　1948年9月，一纸执行令直接送到王揖唐的监狱，也不给他申诉狡辩的机会，拉倒刑场连打数枪结束了他的生命。
　　通敌叛国罪无可赦
　　在抗日战争时期，无数的中国人为了抵御外敌献出自己的生命。
　　但是却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留着中华儿女的血，却站在敌人面前将刀插进自己同胞的胸膛之中，他们比敌人更恶心，比敌人更不可饶恕。
　　汪伪政府这八大汉奸，不管怎样使出阴谋诡计，都无法洗清他们通敌叛国的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