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研发机构长什么样？王坚院士给出的答案是

　　新型研发机构，现在可谓炙手可热。从科技部等中央部委，到北京、浙江等省市，它都是一个高频词。今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背后逻辑清晰、明了。一方面，我国科研基础日渐坚实。2022年，我国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已超3万亿元，居世界第二，研发人员总量更高居世界首位。另一方面，面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产业革命浪潮，我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加充沛的新动能。因此，新型研发机构被各方寄予了厚望。也正因其新，很多人都很好奇，它到底长什么样？这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不过，他的答案是，不知道。这不是敷衍，而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3月20日至25日，王坚参加了民革中央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组织的加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调研。调研途中，他思考了两天之后，才正式接受人民政协报记者的专访。此前，他从2016年开始探索，至今已6年多。而思考的源头，则要追溯更久。他的逻辑是，创新是对未知的探索，是多样化的过程，需要不断寻找边界、突破边界。作为承载创新使命的新型研发机构，也一定是形态万千，应需而生、而变，是在实践土壤中长出来的自然之果。
　　百花齐放才是春QA
　　记者：无论是企业界还是科技界，现在对新型研发机构的讨论都比较多。在您的心目中，它应该什么样？
　　王坚：具体什么样，我也不知道。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同。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彻底讨论清楚，其实并不容易。从本质上来说，创新是一个不断尝试、不断探索的过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QA
　　记者：我们可以换个角度讨论。如果从创新主导力量，或者推动力量来看，什么样的载体比较适合科技创新？王坚：从现在已经有的成果，反过来看，什么样的载体更适合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倒是可以讨论一下。
　　不管是中国，还是全球，创新载体的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政府推动、企业推动、非营利社会组织推动。
　　我国政府推动的科技创新成果有很多，成绩显著，比如高铁、航天这些大科技工程。现在，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也正在发挥巨大作用。
　　我国已经出现一些企业推动的创新，在全球都有了竞争力。比如，5G、云计算、新能源汽车和电池，等等。
　　现在，各级政府、企业界也在着力打造一批新型研发机构，这些都应给予鼓励。但我们也要注意，无论政府推动还是企业推动，也都有各自的局限性。比如，花纳税人的钱，需要有考核机制，不能白白打水漂；花企业的钱，不管是否有盈利要求，最终的生存压力也都会实实在在地传导过来。可以说，两者对创新沉没成本的承受力、对创新失败的包容性比较弱。
　　这也是我最近几年一直在思考、探索、尝试解决的问题：创新伴随的失败成本，怎么尽可能少？或者说，怎么以最小的社会成本，接纳它？
　　我认为，非营利社会组织的形式，可能是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它可以避免追责问题，没有利润、效益要求，也没有生存压力。而且，它的可塑性强，没有那么多的边界、规矩，反而更有利创新，过去我们不具备条件，今天我们已具备条件，需要有人去探索。QA
　　记者：不同的载体，怎么界定它们之间的关系？王坚：从大的范围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也包括大学、科研机构，彼此之间应该既独立、又融合。就像百花齐放才是春满园。
　　独立是指各自的角色、功能清晰，有边界感。比如，大学的努力方向，应该是研究成果最终能进教科书；企业的努力方向，应该是创新成果转化为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能切实提高消费者、使用者的效能。
　　强调独立性是为了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在自己的领域把功能发挥最大，这也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要求。融合则是为了形成整体合力。比如，大学的基础研究成果，可以顺畅地在企业得到转化，这就是融合。从而推动经济整体质量提升。
　　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力，并不必然等于科技创新能力。这与国家经济结构、产业分工等关系很大。因此，政府、企业、高校、社会组织之间的融合，非常重要。第二，一个国家整体科技创新水平，根本上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高度相关。这是一个规律。当前，我国的经济整体实力在国际上已经得到极大提升，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基础。因此，当前最重要的事，是把我国的经济能力转化为科技创新能力，通过创新能力再推动经济上台阶，形成正向循环。
　　梦想的种子需要适合的土壤QA
　　记者：您认为新型研发机构没有固定的标准、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甚至它的运作形式，也应该是超出很多人的普遍认知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王坚：基本是这个意思。它的特点是新，一定要与传统的东西有区别，对不对？如果我们都能预料到的，或者规划好的，那八成不是创新，极有可能是原有东西的升级版。无论创新活动本身，还是创新载体的运行，都应该是这样。QA
　　记者：您比较看好非营利社会组织这种形式。但它并不是一种新的组织形态？
　　王坚：是的。但面对科技创新，它运作的形态、形式，都可能是全新的。比如，云栖工程院，没有一名自己的研发人员，但即便在疫情影响下，这几年最多时也有500多科学家同时在合力攻关，成效显著。有关部门把它总结为杭州攻关模式。无锡雪浪工程院和正在筹办的上海海纳工程院，模式与此差不多，也都属于非营利组织。QA
　　记者：能与我们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些细节吗？王坚：我给你讲讲另外一个例子吧。我们2017年创办了杭州市云栖科技创新基金会。2018年发起了2050科技活动，每年组织一次。
　　这个活动主要面向青年人，已经有全球300多个城市的青年人参加。
　　我记得第一次活动时，有1500多名青年参加。当时，一位年轻的演讲者过来跟我说，他在专业会场都没面对过这么多人。他从来没跟这么多人讲过自己对未来空天技术发展的看法，讲完后他自己也很受鼓舞。现在他正在研究氢能源为动力的飞机。有几个年轻小伙儿，创业做可回收火箭项目。没有多少投资，明天在哪里都不知道，更别提经济效益，很多人可能觉得他们的事儿有点不靠谱。但他们对自己的项目很有信心。
　　这里聚集的就是这样一群人：自己都不知道明天在哪里，却在操心着人类的未来。这是一群有梦想的年轻人。
　　其实，青年一代都有自己的梦想，只是缺少交流、表达的机会，很少为外人知道，也缺少寻找志同道合朋友的平台。
　　我把这个活动视作新型研发机构的一部分。我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单纯投资一个实体的研发机构还重要。
　　如果一个年轻人对1000人讲出了自己的想法，是否能改变听者，这是不确定的；但一定能改变这个年轻人。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的话，就是一个承诺，他要想办法去兑现的。
　　也许，未来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创业者，就是在这里种下了梦想的种子。QA
　　记者：我对这个活动也有所了解。但把它纳入新型研发机构，我确实没有想到。您是怎么有这个想法的？王坚：我从一名学生、老师，成为外企研究机构的研究者和管理者，在民营企业攻克了具有世界竞争力的核心技术，再到当选院士，一路走来，很多人帮助了我。因此，我一直在想，能为年轻人做些什么？我发现，当下年轻人很少有机会能在更大范围内让大家知道他们的想法，但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无论我们认为年轻一代是否靠谱，最后发展的接力棒都要交给年轻人，当然，很多麻烦也留给了他们。
　　因此，基金会刚成立不久，我们就开始策划这个活动了。我们在杭州云栖小镇还设立了一块2050倒计时牌，按秒计算，很多年轻人在那里合影。这种仪式感，对他们可能也会有不小的心理影响。QA
　　记者：您有没有预测过，大约多长时间，您在新型研发机构方面的探索能够成型？如果放眼全国，这个探索需要多久？王坚：我并不着急。也许5年，也许10年。但我们有个基本判断，对未知的探索，有的会有结果，有的可能就没有结果。社会需要有科学的容错机制。这也是我认为非营利民办组织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的原因。
　　创新不是要替代原有的东西。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问题。新机构与传统机构、新机制与旧机制，是互相促进、彼此共存的关系。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包容，鼓励不同形式的探索，海纳百川，最终汇成中国经济的澎湃新动力。来源：《人民政协报》（2023年04月04日第05版）
　　记者：杨朝英版面编辑：李元丽新媒体编辑：洪琳